Uncategorized

Advertising the Doctoral Scholarships and Post-Doc Fellowships at NUS Law

Email from the Vice Dean (Research) Dear All,   Sorry for the group email, but I just wanted to draw to your attention the Doctoral Scholarships and Post-Doc Fellowships in law that we are offering for the next academic year. Soft copies are attached and the links are below. Don’t be bothered to pass this… Continue reading Advertising the Doctoral Scholarships and Post-Doc Fellowships at NUS Law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FMPRC Statement on the Jurisdiction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se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10474.shtml Home > Top Stories Stat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Establish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015/10/30 The award rendered on 29 October 2015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Continue reading FMPRC Statement on the Jurisdiction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se

Securities Regulation

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马乐内幕信息交易案

指导案例61号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6年6月30日发布) 关键词刑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法定刑/情节特别严重   裁判要点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0条   基本案情   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开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某”“严某甲”“严某乙”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8833374.74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且到案之后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属自首;马乐认罪态度良好,违法所得能从扣押、冻结的财产中全额返还,判处的罚金亦能全额缴纳。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但刑法中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只能认定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马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马乐认罪态度良好,违法所得能全额返还,罚金亦能全额缴纳,确有悔罪表现;另经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科调查评估,对马乐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遂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8833374.74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照“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处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应当依法改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该条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情形;而根据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故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应在该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原审判决量刑适当,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审裁定生效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属于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引用第一款处罚的全部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相当,法定刑亦应相当;马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其适用缓刑明显不当。本案终审裁定以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为由,降格评价马乐的犯罪行为,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当依法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直接进行再审,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相同,原审认定被告人马乐非法获利数额为18833374.74元存在计算错误,实际为19120246.98元,依法应当予以更正。最高人民法院(2015)刑抗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76只,累计成交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912万余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马乐具有主动从境外回国投案自首法定从轻、减刑处罚情节;在未受控制的情况下,将股票兑成现金存在涉案三个账户中并主动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明情况,退还了全部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好,赃款未挥霍,原判罚金刑得已全部履行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马乐可予减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因对法律条文理解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量刑及追缴违法所得部分;三、原审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13万元;四、违法所得人民币19120246.98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对于第一款的援引以及如何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一、对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第一款量刑情节的理解和把握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第四款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济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第四款中“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应如何理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第四款中只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这里的“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只能是依照第一款中“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予以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只是入罪条款,即达到了情节严重以上的情形,依据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至于具体处罚,应看符合第一款中的“情节严重”还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分别情况依法判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这样理解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由于我国基金、证券、期货等领域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比较多发,行为人利用公众投入的巨额资金作后盾,以提前买入或者提前卖出的手段获得巨额非法利益,将风险与损失转嫁到其他投资者,不仅对其任职单位的财产利益造成损害,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开、公正、公平的证券市场原则,严重损害客户投资者或处于信息弱势的散户利益,严重损害金融行业信誉,影响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进而对资产管理和基金、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并将该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中,说明两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相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适用“情节特别严重”。   (二)符合法条的文意。首先,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入罪条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了追诉的情节标准,说明该罪需达到“情节严重”才能被追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情节犯,立法要明确其情节犯属性,就必须借助“情节严重”的表述,以避免“情节不严重”的行为入罪。其次,该款中“情节严重”并不兼具量刑条款的性质。刑法条文中大量存在“情节严重”兼具定罪条款及量刑条款性质的情形,但无一例外均在其后列明了具体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情节严重”之后,并未列明具体的法定刑,而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因此,本款中的“情节严重”仅具有定罪条款的性质,而不具有量刑条款的性质。   (三)符合援引法定刑立法技术的理解。援引法定刑是指对某一犯罪并不规定独立的法定刑,而是援引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作为该犯罪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法条文字表述重复,并不属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形。   综上,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虽然没有明确表述“情节特别严重”,但是根据本条款设立的立法目的、法条文意及立法技术,应当包含“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和量刑档次。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目前虽然没有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的专门规定,但鉴于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成交额250万元以上、获利75万元以上等情形认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遵循相同的标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累计成交额达10.5亿余元,非法获利达1912万余元,已远远超过上述标准,且在案发时属全国查获的该类犯罪数额最大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马乐的犯罪情节应当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罗智勇、董朝阳、李剑弢)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3101.html

Uncategorized

万科之争折射股权结构隐患

万科之争折射股权结构隐患 2016年07月20日 07:39    来源: 法治周末       苗壮   万科控制权之争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普遍注意到:万科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始终未从制度上解决控制权问题,阿里巴巴、京东等民营企业则通过在美国上市,采用“ AB 股”之类双层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公司最优的股权结构?我国是否应当允许其采用投票权不平等的股权结构?   上述问题与公司的治理和收购密切相关,有必要联系其对后者的影响,从法律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不同类型股权结构的利弊得失。   股权持有的分散与集中   大体来说,上市公司主要有三种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型、高度集中型以及相对集中或相对分散型。   高度分散型股权结构的特点是,股权分散在众多小股东手中,没有大股东,更没有控股股东。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小股东往往缺少参与治理的动机或能力,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集体行动难题” (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吃” ) 。因此,实际控制权往往掌握在管理层手中,最有可能成为敌意收购的对象。在公司治理方面,问题主要在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亦即“内部人控制”问题,包括“懒惰”“好吃懒做”与“贪婪、损公肥私”。相应地,法律层面更为关注管理层的信托责任,包括勤勉责任与忠诚责任。   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的特点是,股权集中在一个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手中 ( “一股独大” ) 。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通常具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治理,有效地克服了上述集体行动难题。因此,实际控制权通常掌握在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手中,基本上不可能成为敌意收购的对象。在公司治理方面,问题主要在于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亦即“大股东控制”问题,如侵占挪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等“利益输送”。相应地,法律层面更为关注控股股东的信托责任,主要是忠诚责任。   相对集中或相对分散型股权结构的特点是:股权相对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但没有控股股东。大股东有可能是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也有可能是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还有可能是“外部”投资者或“内部”投资者 ( 包括管理层和员工 ) 。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大股东通常具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参与治理,基本上克服了上述集体行动难题。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通常由大股东与管理层分享,敌意收购的难度较大。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更为均衡的股权结构:大股东之间,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更有利于解决管理层与大股东的代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小股东可以“坐享其成”。   万科的股权结构经历了从高度分散型到相对集中或相对分散型的转变。宝能收购之前,万科只有两个大股东:华润与管理层,分别持有 15% 与 4% 左右的股份。这种股权结构的特点是,大股东数量不够多,股权集中度不够高,股权结构不够均衡。为此,似有必要及时引进更多大股东,以进一步增强控制权的稳定性。就反敌意收购而言,这相当于一种防范措施,即事先引进一批认同公司经营理念的“白衣绅士”。在这个问题上,管理层对国有企业以及第一大股东的特殊偏好似乎无济于事。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除了需要绝对控制的企业外,也可以采用上述相对集中或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   平等与不平等的投票权   在公司治理中,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通过股东大会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包括选举董事、监事,批准重要议案。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监事会则代表股东分别行使公司决策权与监督权,包括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无论是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监事会,一般都实行多数决定。因此,一般来说,谁能取得多数股份,谁就掌握控制权。   上述结论的前提是:首先,在公司的“利益相关方”中,只有股东享有投票权 ( “股东投票” ) 。其次,在含有投票权的普通股中,每股只有一个投票权。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投票权平等原则 ( “一股一票” ) 。传统上,股东投票与一股一票是最终决策权分配的基本原则。   今天,在美国等一些国家,上述原则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就后者而言,根据美国现行公司法,公司可以发行含有不同投票权的两类“普通股”:一类每股仍然只有一票,主要由“外部”投资者持有;另一类每股则可以有许多票,主要由包括创始人在内的“内部”管理层持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AB 股”或“双层股权结构”。   在上述股权结构下,管理层持有较少股份就能掌握实际控制权并防范敌意收购。一些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在美国上市,很有可能与上述考虑有关。问题在于,这也有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并干扰“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正常运行及其对公司治理以及资源配置的改进作用。众所周知,包括敌意收购在内的公司收购是对管理层的有效外部制约机制。因此,投票权不平等的股权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争议。   正方的主要依据是合同自由与公司自治原则。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包括调整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文件。一般来说,只要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违法违规等,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不但于当事人有益,而且于第三方无害。因此,应当允许当事人自由地选择或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   反方的主要依据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原则。由于环境复杂的多变性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公司合同”是不完全的,需要对未尽事项作出决定。上述最终决策权属于“剩余控制权”。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决策是有风险的。激励和约束决策者行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使其承担决策的后果。股东享有净收入与净资产分配权,上述最终分配权属于“剩余索取权”。因此,股东是公司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应当依持股比例将投票权配置给股东。   实务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公司采用投票权不平等的股权结构。即使在美国,一股一票仍然是公司法的“默认规则”,大多数公司也仍然采用一股一票的股权结构。   至于我国是否应当允许公司采用投票权不平等的股权结构,需要从我国公司的治理与收购、资本市场以及商业文化等领域的实际出发,针对其特点和问题,全面分析其利弊得失。应当看到,在上述各个领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投资者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上述股权结构即使在美国可行,在中国未必可行。   (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历任西门子中国首席律师、拉法基中国法务副总裁等职,并著有《美国公司法》 )… Continue reading 万科之争折射股权结构隐患

Securities Regulation

Delisting

  “上市难”必然导致“退市更难” 2016年08月22日 11:39 来源于 财新网 要想退市制度发挥功效,就必须首先实现IPO注册制。换句话说,没有注册制,退市制度就只能是摆设。二者的逻辑关系无法改变、也不可能颠倒   【财新网】(专栏作家 董登新)总有人误以为,要推行注册制,必须首先改革退市制度,这是一种因果颠倒、本末倒置的看法。事实上,垃圾股死不退市的原因就是核准制。因为“上市难”,所以“退市更难”。因此,要想退市制度发挥功效,就必须首先实现IPO注册制。换句话说,没有注册制,退市制度就只能是摆设。二者的逻辑关系无法改变、也不可能颠倒。 NASDAQ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创业板,我们曾经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NASDAQ每年IPO的家数可达500至700家,同时每年退市家数可达300至500家,1996年底,NASDAQ上市公司总数约为5600家。然而,此后,NASDAQ每年退市多达500至700家,而每年IPO则降为300至500家,结果导致NASDAQ上市公司总数出现了下降,曾经一度不足3000家。这就是NASDAQ的“大进大出”的生命力,这是大浪淘沙的博大胸怀与摧枯拉朽!不仅如此,NASDAQ还构建了“亏损上市”的IPO机制,鼓励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壮大,它的大气与包容创造了历史,并培育出了一批世界级的伟大企业,例如微软、苹果、因特尔、百度、新浪、搜狐等。 再看中国创业板,2009年创设,至今走过7个年头,其上市公司总数才达到500家,创业板总市值占中国股市总市值的比重仅有10%!它远无法满足中国股民偏好炒小、炒新的巨大需求,在供求关系严重扭曲的背景下,即便大熊市平均市盈率也能高达100倍,目前仍接近80倍。创业板股价普遍严重高估值,至今更没有一家公司退市,这就是中国股市的“上市难、退市更难”的最真实写照!中国股民最爱打新、炒新,却又十分害怕新股扩容,这就是核准制的扭曲。 其实,中国A股退市制度在设计理念和方法上,已经十分先进,比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1元退市标准”、成交量退市标准,以及防止利润操纵的总资产退市标准、净资产退市标准都已纳入A股退市制度,然而,为什么如此先进的退市制度仍成摆设?为什么垃圾股总是死不退市?因为我们没有注册制,只有行政审批的核准制。 实际上,退市制度是寄生在发审制度上的一个联体婴儿,二者不能分割。因为“上市难”,所以“退市更难”,这是因果关系、无法颠倒。A股现行IPO核准制的实质是行政审批制,它是指令性计划管制,是过度行政干预,也是“饥饿式”计划配给制,因此,企业要想拿到IPO批文和指标,确实比登天还难,因为IPO排长队有的要长达两、三年,这是最大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由于“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选美机制,再加上行政审批,成功过会的风险更大,这就是IPO的惊魂一跃!一旦成功过会,企业身价百倍,当然,它也会带来IPO身价百倍,因为我们的核准制让IPO成为了一种极其稀缺的珍贵资源,它让企业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公关争夺,这样,就会有巨大的圈钱机会,当然,这也为监管者留下了权力寻租空间! 尤其是对于企业而言,一旦IPO成功,也就万事大吉。这与成熟市场的情形完全相反,比方,在美国股市,IPO很容易,然而一旦IPO后就会十分难受,因为政府监管、市场监督太严厉,它让许多中资企业倍感压力和不安,因此,不少中资概念股最后选择回国或私有化,甚至主动退市。这就是两类IPO体制下的两重天!因为中国企业将IPO看作是“毕业典礼”,而成熟市场的企业却将IPO看作是“开学典礼”。 既然A股IPO如此艰难、成本高昂、风险巨大,那么,与其排队两、三年,将时间和金钱都赔给了时间和券商,倒不如到二级市场寻找一个肮脏的“壳”公司,只要振臂一呼、股民就会奋勇参与共同炒壳重组,结果就是皮包公司买壳上市、股民买单的不归路。这样的曲线上市,谁也管不着,谁也不用求,只要率领股民共赴垃圾股赌博,就有可能操作成功、一夜暴富!这样的A股市场,还哪有什么垃圾股退市?因为垃圾股都成为了皮包公司的抢手货、股民的香饽饽!于是全民流行暴炒垃圾股,一起参赌破产保壳重组游戏,享受赌博的过程,或许还能实现发财梦,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刺激体验。 其实,有什么样的制度和市场,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投资者。核准制就是不让投资者独立判断、自担风险,而是由监管者辛苦代劳或越俎代庖,美其名曰:保护中小投资者。在核准制下,一些发行人为了拿到IPO批文,甚至甘冒犯罪风险,与保荐人、承销商合谋,不择手段包装,甚至信息造假,它们一旦IPO,圈钱到手,也就万事大吉。同样,投资者打新、炒新根本不需要自己判断,闭着眼睛就敢参与,因为所有新股上市都要连拉N个涨停板,有些新股若不能一口气拉升至200元是不会罢休的。这就是糟糕透顶的、行政审批的核准制! 因此,只有IPO注册制,才能拯救A股市场。只有注册制,才能让监管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监管者,而不再是IPO审批者;只有注册制,才能让股民成为真正的投资者,而不再赌博;只有注册制,才能让发行人与证券中介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并有效威慑证券犯罪与信息造假活动。 只有注册制,才能让IPO身价暴跌,才能让“新股不败”变成“新股破发”;只有注册制,才能让垃圾股的壳资源变得分文不值,因“上市易”导致“退市更易”,“死不退市”变成“高效退市”,并让1元股成为垃圾股的代名词。到那时,A股市场将会是“大进大出”的大格局。在所有退市公司中,将有一半是自动退市或主动退市,而在另一半强制退市中,又将有一半是因为1元退市标准而退市。这就是IPO注册制的未来,这就是A股市场明天的希望:慢牛短熊时代将会到来! 最后说明:监管者与投资者大可不必谈虎色变,似乎一提注册制就会心脏骤停。其实,IPO注册制更适合在市场低位推出。可以断定,IPO注册制落地之日,就是A股市场结束调整、向上攀升之时。注册制实施已无退路,证监会也无其他选项。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本文网址: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8-22/100980166.html

State Capitalism

国企改革:员工持股

  国企混改,应该期待怎样的员工持股方案 2016年08月22日 09:00 来源于 财新网 对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缺乏明确表述,不仅有违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的本意和初衷,而且适得其反,这不能不说是《试点意见》的重要缺憾   【财新网】(作者 郑志刚)日前国资委、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意见》)。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理论和实务界对《试点意见》充满期待。那么,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员工持股方案呢? 首先,员工持股方案应该鼓励持股员工通过适当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成为公司真正的“主人翁”。我们知道,员工持股计划与传统绩效工资等薪酬激励相比的优势是将员工的回报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捆绑起来,使员工更加关注企业长期绩效,避免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员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他未来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分配很大程度与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有关。例如,员工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是否可以具有推荐董事的权利。特别地,是否允许以累积投票权的方式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如果推荐的董事不能保护持股员工的利益,如何罢免并选举新的董事。然而,从目前的方案看,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试点意见》却语焉不详。特别是,管理层由于往往被上级任命,按照《试点意见》不属于员工持股的对象,而允许持股的员工却没有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如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未必真正关心自己利益的其他人一样。我们看到,对上述公司治理制度缺乏明确表述,不仅有违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的本意和初衷,而且适得其反。这不能不说是《试点意见》的重要缺憾。 其次,员工持股方案应该鼓励社会资本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受到(员工持股计划)充分激励的员工当然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原因之一。但毫无疑问,员工持股后将使社会资本陡然间增加了不得不面对的股东,何况这些股东并非普通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员工持股计划是在已经实行混改后,由代表不同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根据员工激励现状(例如,董事会经过科学评价认为传统的基薪+与绩效挂钩的绩效薪酬不足以向员工提供充分的激励)的需要推出,还是首先推出员工持股然后再引进社会资本进行混改值得商榷。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由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行使得很多原来准备进入国企的社会资本望而却步。除非持股员工本身就是国企混改方案设计者心目中理想的混改对象。 第三,员工持股方案标的的重点应该是国企存量部分。众所周知,国企具有吸引力和存在潜在问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存量部分。而这次《试点意见》一方面强调增量引入,主张采取“增资扩股和出资新设”方式开展员工持股;另一方面却强调员工持股不是无偿获得,“员工入股应主要以货币出资,并按约定时间及时缴纳”。同时规定,试点企业“不得向持股员工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容易理解,一个需要“出资新设”的项目未必是员工感兴趣的项目;同样重要的是,是否有必要通过员工持股来将并非项目实施人员的员工与公司新投资项目的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本身值得怀疑。因为如果员工对某一项目感兴趣,完全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购买类似项目的股票即可。我们同样担心的是,如果上述方案做实,最终可能出现的结局是,员工感兴趣的标的(例如国企存量部分)不允许持股,而允许持股的标的员工却未必感兴趣。这使得员工持股变为国企混改方案设计者“一厢情愿”的事。 第四,员工持股方案应该改善传统薪酬分配方案的激励效果。理论上,员工持股方案既可能成为传统薪酬方案的补充,但也可能成为具有一定替代性的方案。这意味着在推出员工持股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审慎地评价目前实行的员工薪酬方案。例如,目前的员工薪酬是否已与绩效密切挂钩,是否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和不劳不得? 如果目前差的绩效表现仅仅由于传统激励方案设计不合理和冗员过多,这显然并不能构成就此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充足理由。 第五,员工持股方案应该具有合理的退出机制。我国国企改革历史上曾经推出的职工股份合作制就是由于无法合理解决职工持股的退出问题而无疾而终。除了允许激励对象以规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标准的股权激励计划往往规定,在锁定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有权力将股票在市场上出售。员工之所以愿意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正是看到了分红,特别是锁定期结束后变现的权力。这使得股票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公众公司成为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的主体。《试点意见》规定,“持股员工因辞职、调离、退休、死亡或被解雇等原因离开本公司,应在12个月内将所持股份进行内部转让;转让给持股平台、符合条件的员工或非公有资本股东的,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同时规定,“转让价格不得高于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这意味着,持股的员工未来可能会在给定的有限“市场”,以并没有太多议价空间进行股份转让。这使得员工持股对于部分由于外部原因不得不进行工作转换的员工而言变得并没有太多的诱惑力。更加糟糕的是,这一政策的执行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效应:真正有能力的人害怕被绑定而不愿意接受员工持股计划,而接受员工持股计划的往往是能力不强的人。 刚刚出台的《试点意见》由于上述以及其他本文没有提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必将饱受争议相信同样在政策制定者的预料之中。我们理解,政策制定者之所以在正式政策的出台之前强调必须经过试点阶段,其初衷正是在于在问题大规模暴露之前发现苗头,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希望我们对员工持股计划《试点意见》的上述期待和担忧能够提醒相关政策制定者及时发现问题,推出切实有效可行的员工持股方案来,以扎实推进我国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作者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 本文网址: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8-22/100980071.html

Securities Regulation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Several Reports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Published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www.scmp.com) Home >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trading link operational by Christmas, says HKEX chief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trading link operational by Christmas, says HKEX chief PUBLISHED : Tuesday, 16 August, 2016, 5:45pm UPDATED : Wednesday, 17 August, 2016, 9:19am Business›Companies Enoch Yiu enoch.yiu@scmp.com… Continue reading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Several Reports

Corporate Law

Reading on Piercing Corporate Veil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Studies Volume 15, 2015 – Issue 2 LIFTING THE CORPORATE VEIL IN CHINA: STATUTORY VAGUENESS, SHAREHOLDER IGNORANCE AND CASE PRECEDENTS IN A CIVIL LAW SYSTEM Colin Hawes, Alex K.L. Lau & Angus Young Page 341-376 | Published online: 24 Jul 2015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rveys almost 300 court judgments in which… Continue reading Reading on Piercing Corporate Veil in China

Corporate Law

CSR in China

Reading: The CSR Challenge For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erges in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Window Dressing or Structural Change?   Research Notes: What is CSR? People, Planet and Profit. Provision of reliable, eco-friendly, safe products; Worker protection and welfare Corporate philanthropy, chariti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SR reports, etc.… Continue reading CSR in China

Corporate Law

Two Rankings on Doing Business

The Open for Business Report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Link: http://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overall-full-list Overview In deciding where to bring their business, companies must define their priorities by weighing multiple operating and human costs. National governments face a simila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setting corporate tax rates and policy. The countries considered the most business friendly are those… Continue reading Two Rankings on Doing Business

Corporate Law

工商总局局长接受凤凰专访 首谈商事制度改革之困

Phoenix TV’s Interview of Zhang Mao, Govern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Link: http://news.ifeng.com/a/20160810/49754041_0.shtml This video is worth watching as it tells lots of stories which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intent behind China’s recent amendments to its Company Law with respect to company incorporation and registration. ====================== Transcript: 凤凰网资讯… Continue reading 工商总局局长接受凤凰专访 首谈商事制度改革之困

China Business

Economist: China’s Mobile Internet

WJY: No doubt WeChat is many times better that WhatsApp, so is Weibo than Twitter and Facebook combined, in terms of the many very useful features they have. However, those advantages could easily be defeated by one shared defe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aranoid tight control of the contents transported through WeChat and Weibo. =================== China’s… Continue reading Economist: China’s Mobile Internet

China Business

Economist: China’s Tech Trailblazers

WJY: Several commentaries published by the Economist recently show tha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Chinese tech firms are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in their own ways,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enefit from combined factors including consumer-friendly innovations, knowing better of China’s commercial culture, and, of cour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intended protection through… Continue reading Economist: China’s Tech Trailblazers

China M&As

A rare takeover battle that is full of inside trading and irregularities

Somebody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万科否认泄密 恒大称不存在同盟者 2016年08月10日01:31 上海证券报 ⊙记者 覃秘 ○编辑 孙放 万科A(21.570, -0.40, -1.82%)今日披露了对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称公司不存在提前私下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透露或泄露中国恒大持股比例的情况。中国恒大也表示,其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从未发布过否认购买万科股份的消息;此外,中国恒大称,与万科一季报中列示的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协议及其他安排,也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回溯事件始末:8月4日下午开盘后不久,某财经媒体网站挂出“恒大买入万科股票或达2%”的报道,万科A的股价随即快速拉升;其后,又有报道称前一消息为假消息,但万科A的股价在略微回撤后再度扬起,收盘时封于涨停。当日晚间,中国恒大公告已买入4.68%的万科股份,耗资逾91亿元。昨日,万科A又公告确认中国恒大方面已完成举牌,持股比例升至5%。 由此,是谁泄露了中国恒大已入股万科的重大信息并导致万科A的股价异动,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话题,深交所也就此事件发出关注函。 而据万科A的回复公告,公司表示,其根据相关规则从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获得股东名册后,按照公司信息保密制度,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将上述股东名册存放于专门的计算机保管。公司员工或向公司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如因信息披露、召开股东大会、分红派息等事务需要使用股东信息的,经董事会秘书批准,可以获得基于股东名册整理的股东持股信息。 万科方面表示,公司股东可根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提出查询公司股东名册的申请,公司在核实股东身份,对提出查阅申请的股东进行登记,并经董事会秘书确认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向提出申请的股东提供有关信息。不过,在7月至8月4日(含当日),公司并未收到股东查阅公司股东名册的申请。自8月5日起,陆续有部分投资者致电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查阅公司股东名册事宜,截至目前,公司并未收到股东正式提出的查询公司股东名册的申请。 另一方面,据公告披露,中国恒大在回复万科的函询时表示,“公司(中国恒大)或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或发言人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市场发布过‘否认公司或许家印以个人名义购买万科股份’的言论或消息。” 此外,经中国恒大自查,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万科《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列示的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等形式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万科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文章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8-10/doc-ifxutfyw09897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