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孟晚舟引渡案法律与政治

发布/2019年1月1日 3:30 AM
文/王江雨
来自/联合早报

美国在2018年12月以引渡正在被调查的刑事案件嫌犯为由,通过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根据1976年生效的《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引渡条约》(《美加引渡条约》),加拿大可以根据美国的紧急请求抓捕嫌犯,但美国必须在45天之内提供相关法律上的证据文件,否则加方就必须放人。

由于孟晚舟尚未被美国定罪,美方需要提供对案件事实的描述、相关的法律规定、拟提起刑罚,以及美国法官签发的正式逮捕令。虽然孟晚舟已于最近获得保释,但接下来如果美国正式提出引渡要求,而被引渡人选择提起司法审核,引渡程序则可能旷日延年。

就实体问题而言,《美加引渡条约》和加拿大自身的《引渡法》都有“双重有罪”的规则 (the rule of double criminality)。据此,如果美国以被引渡人触犯了美国法上的某个罪名提出一项引渡请求,加拿大一方必须确定被引渡人的行为,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也构成同样罪名,才可以同意美国的引渡请求。

美国此次对孟晚舟提起的罪名巧妙地做了包装,并没有直接以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案(大概是担心加拿大法律)为由,向加拿大提出逮捕请求,而是指控华为欺诈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金融机构,而孟晚舟曾经代表华为亲自做出陈述,声明华为及其当时的子公司星通(Skycom)在伊朗的运营,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令,据此孟本人的行为构成欺诈。

根据加拿大自身的《特别经济措施法》(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ct),企业与加拿大政府所制裁的国家(包括伊朗在内)进行交易,确实构成犯罪;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不主张长臂管辖权,该法案的属人管辖权,仅仅及于加拿大国民。孟晚舟如果没有加拿大国籍,则不构成违反加国相关法律的前提条件。另外,根据《美加引渡条约》,如果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罪名“具有政治性质“(is of a political character), 加拿大也应该拒绝引渡。

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判断,如果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依法行事,并且走完包括司法审查在内的所有程序,孟晚舟引渡案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最后的引渡与否的决定,仍然要由加拿大司法部长乔迪·威尔逊-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依法综合考虑法律、人权、政治等因素后做出,但被引渡人也仍然可以向法院上诉。

就美国法而言,这个案子在实体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美国检方非常随便地“撩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直接追究公司高管的个人责任。这在追究法人犯罪方面是罕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公司或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所在皆是,如果受到有关司法部门的追究,企业也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但是,除非企业高管或其他员工个人也直接犯罪,否则只会追究公司企业的责任,而不会罪及个人。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所指出的,“美国很少因企业涉嫌犯下的罪行,而逮捕它们的美国或外国高级商务人士。企业管理者通常因个人涉嫌犯罪(如贪污、贿赂或暴力)被捕,而不是所属企业涉嫌的不法行为。” 此外,“孟晚舟被指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问题是,还有许多(美国或非美国的)企业也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制裁。例如,2011年摩根大通就因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和苏联的制裁,缴纳了8830万美元的罚款,其首席执行长戴蒙(Jamie Dimon)可没被人从飞机上抓走并羁押起来。”(杰弗里.萨克斯:“美国的反华为战争”,译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8年12月27日。)

法律与政治不必互相排除
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舆论的众说纷纭之中有两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一个说法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这完全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是美国试图扼杀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冷战行为,而加拿大在其中的角色无非是美国的“走狗”,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打手,因此中国应该上下一心,以强硬手段回应美国及其盟友的挑战。第二种说法是,加拿大应美国之请求逮捕孟晚舟,这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法律行为,中国不应该将该事件政治化,而是应该积极应诉,尊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程序,相信他们的司法独立,所谓“用法治之战化解华为危机”。

本文不评判这两种说法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念,但是,纯粹从事理的逻辑和法律技术角度来看,这些说法虽然各自携带能自圆其说的“大义”,但是都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事情及其关联,而且也混淆了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角色和功能。笔者认为,华为作为一个企业,必须“在商言商在法言法”,走法律应对的路子,聘请律师将法律程序走到底,一切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据理力争。但就中国政府而言,并没有义务遵守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以及美加引渡条约,中国以外交和政治的手段去应对是合适的。

首先谈谈这个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约束力问题。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根据当代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拥有主权,主权国家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彼此之间没有管辖权。泛泛地讲,各国都应该遵守国际法,但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体系,没有自动约束其他国家政府的效力,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要建立管辖权,必须通过适当途径。此外,除非构成习惯国际法或者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中的法律权利和义务,都不能对第三国施加义务,也不能自动约束第三国。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谈中国政府在此案中的角色,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其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被其他国家政府抓捕,该国民所属的国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奉行“国际礼让原则”,出于礼让或互惠,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基本原则和不损害本国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承认甚至是执行另一国的国内法,而对本国国民提供领事帮助,以协助其“穷尽当地救济”,在另一国得到公正审判。但是,该国也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即不承认另一国的国内法律体系对本国国民的管辖权。

这两个选择也适用于一国对地区或者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应该指出,第二种选择往往比较极端,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本国在国际上被其他国家所指责,但它并不为当代国际法所禁止,因为在当代国际体系之内,并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和机构,任何主权国家都没有义务接受其所不认可的法律规则和相关司法机构的管辖权。

这方面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美国2002年通过的《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American Servicemembers Protection Act of 2002),该法案包含一个所谓的“入侵海牙条款”(Hague invasion clause),授权美国总统采取武力入侵国际刑事法院所在地荷兰海牙的一众手段,去营救任何被国际刑事法院羁押的美国或其盟国国民。这个例子比较恶性,但并不能说违反了国际法,因为美国在理论上没有义务接受它所不认可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当然,如果美国自己这样做,它在此类问题上也就没有指责其他国家的资格,否则只可以虚伪来形容。

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如何独立以及其法治如何完善,而是中国政府有没有在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问题上,理所当然地接受其他国家的管辖权。可以肯定的是,在国际法上,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个义务,而是否要出于国际礼让的原则,去接受和承认外国法律的管辖,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判断。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本国国民在海外无辜遭受牢狱之灾,自然可以选择不接受外国的管辖权,这与该外国司法是否独立无关。此外,如前所述,《美加引渡条约》只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双边条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没有约束力。

应该指出,这个问题与南中国海仲裁案有根本的不同。南中国海纠纷所适用的主体法律是国际法,而理论上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守国家法。即使中国在南中国海仲裁案中,对仲裁庭本身及其管辖权采取了不承认、不接受的立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否认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法的效力和可适用性。

但在孟晚舟案中,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是加拿大和美国两国的国内法和它们之间的双边条约,这些对中国并无当然的约束力。如前所述,国际法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规定,国际上也没有超国家的司法机构有权对此作出决定。这是当代国际法本身的局限。

必须再度强调的是,上述分析只是关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的立场。对于华为来说,必须遵守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法律,这是一家在全世界经营的跨国企业应该有的态度(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和管辖权的冲突,那是另一个问题)。华为自身应该淡化和政府的关系,全力避免将涉及自身的案件政治化,积极参与所有国家和地区针对它的法律程序,做到“在法言法”。华为就此事的声明表示,“公司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会最终给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从公司角度非常得体的表态,但中国政府并不必采取同样的态度。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

链接:https://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190101-920199

王江雨:没有特朗普,对我们很重要

就在不久之前,美国部分主流媒体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像俄罗斯一样,支持特朗普连任。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些美国反特朗普精英基于一厢情愿、偏见和误解的心理投射,其中不乏为了“惊醒”美国人而故意编造这套叙事的因素。直到最近,美国中情局不知道根据什么小道消息确定中国(政府)其实暗地里希望拜登上台,美国这方面的舆论风向才有所转向,认为中国的态度是Anyone but Trump,即什么人当美国总统都比特朗普要好。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是根据一贯作风还是此时此地的战术需求,都不会明确表态,所以,所谓“中国”(China)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无从得知。很多看法认为,美国两党已经形成对华共识,所以谁上台都一样,中美一样是竞争甚至是冷战关系,拜登说不定更凶。这个看法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的分析是,中美之间成为敌对关系或者形成什么冷战局面,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历史决定论,主政者的政策偏好、性格及其所作所为,其实对推动故事情节、决定结局有着莫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特朗普和拜登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主要表现,一是特朗普出尔反尔,毫无节操,这一点从他任上的中美关系来看,简直是铁证如山,和他无论谈判还是做别的都没有确定性可言。这方面拜登大概还会保持点体面,不会极其频繁地下一秒就翻脸。

二是,特朗普把中美关系完全定义为零和游戏,除了要把中国打服之外,不提供任何双方可以产生共同利益寻求合作的领域。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也制造了一种“就算美国搞不定也不需要中国”的场景;他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毫无建树,但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干脆视而不见,或者单独搞些小动作,所以也不需要中国合作。如果民主党上台,中美双方至少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甚至是新能源等方面有合作空间。中国就算有千不对万不是,至少在环保问题上还是真诚的。

第三,特朗普对多边主义的摧残,也破坏了中国受益多年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他的政府还处处阻挠中国参与多边体系,一副“我不好也不要你好”的架势。

第四,特朗普以自己在国内国外几无底线的准无赖手法,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普世价值,严重破坏了美国“山巅之城”的形象,让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美国双重标准虚伪可笑,所以认为美国所鼓吹的原则也是毫无价值的。美国堕落成这样,对中国就是好事吗?我们应该认识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所主张和推动的一些原则,其实代表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难道大体上不是符合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记得以前听中国左派学者汪晖讲过,美国对中国的意义是代表着中国人对文明、发达、富强的好社会的一种想象,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reference)。一个好的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坏事。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内的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川粉”)对特朗普的期待其实是水月镜花。很多“川粉”,其中不乏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本能喜爱和支持特朗普是出于对体制的憎恶,认为特朗普“痛殴”中国体制,是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然而事实效果与此期待其实背道而驰:特朗普对历史上美国所代表的普世原则的破坏,恰恰在被用来作为应该支持中国体制的最佳理由,成为体制支持者的凝聚力认同感的来源。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讲,特朗普继续执政对中国的唯一好处是,基于他亘古不变的“重钱不重盟友”的性格,他会继续削弱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所以他纠集所谓的“反华联盟”其实很难建立,就算搭成一个草台班子,也很难持续。但如果民主党执政,美国很可能重回多边体制,而客观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将中国排除在多边体制之外。这种局面既有利于中美,更有利于整个世界。

没有特朗普,对我们很重要。

(注: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China forgoes veto power at new bank to win key European support

China forgoes veto power at new bank to win key European support

Published: Mar 24, 2015 12:31 a.m. ET

By

LinglingWei

BobDavis

China has offered to forgo veto power at a new Beijing-led development bank, in a proposal that helped attract European countries to break with Washington and line up as founding members.

Chinese negotiators presented the no-veto position to some of the U.S.’s staunchest allies in Europe in the past few weeks, according to officials from China and Europe involved in negotiations to set up the bank. The offer proved critical in getting the U.K.,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o join Beijing’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se people said.

In proposing that no single country dictate decision-making at the new bank, Beijing is making a sharp departure from the long-standing practice at U.S.-backed international lender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U.S. has a lock on some big decisions at the IMF despite holding less than 20% of its voting shares, a structure that has drawn complaints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gotiations are still taking place over how the bank will be run and how its board will be structured. Beijing still is likely to have the upper hand, even without veto power, over major decisions, said people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That is likely to fuel concerns — expressed by the U.S., India and others — that the bank will ultimately be a tool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progress China has made so far marks a rare victory for Beijing on the world stage, official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aid, and the careful planning by Beijing is making the new bank a more serious challenge to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n plac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China is playing the long game effectively,” said Cornell University economist Eswar Prasad, a former senior China official at the IMF. “They are in absolutely no rush. They know other countries will come to them.”

Tatsuo Ito in Tokyo contributed to this article.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is report appears on WSJ.c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forgoes-veto-power-at-new-bank-to-win-key-european-nations-support-1427131055?mod=mktw

《证券法》修订草案(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修订草案)》全文(4月20日人大审议版)
上传时间: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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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草案)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股票发行注册

第三节 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核准

第四节 证券销售

第五节 股票转售限制

第三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证券买卖

第三节 证券结算

第四节 禁止的交易行为

第四章 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

第五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与重大资产交易

第一节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二节 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交易

第六章 信息披露

第七章 证券登记与担保

第一节 证券登记

第二节 证券担保

第八章 投资者保护

第九章 证券交易场所

第十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十一章 证券经营机构

第十二章 证券服务机构

第十三章 证券业协会及其他市场组织

第十四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适用本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证券是指代表特定的财产权益,可均分且可转让或者交易的凭证或者投资性合同。

下列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一)普通股、优先股等股票;

(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债券;

(三)股票、债券的存托凭证;

(四)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

资产支持证券等受益凭证、权证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四条 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应当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等行为。

第七条 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中,发行人应当依法披露信息;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投资者应当自主判断投资价值,自担投资

风险。

第八条 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条 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业协会及其他自律性组织,

实行自律性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对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二条 公开发行证券,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注册或者核准;未经依法

注册或者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

(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

证券持有人数超过二百人后,十二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不超过三十五人的,不视为公开发行。发行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不得公开劝诱,不得采用变相公开方式。

第十三条 通过证券经营机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机构以互联网等众筹方式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条件的,可以豁免注册或者核准。

第十四条 通过证券经营机构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限额、发行人和投资者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的,可以豁免注册或者核准。

第十五条 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向职工发行股票累计超过二百人,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豁免注册。

第十六条 向下列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证券,可以豁免注册或者核准:

(一)国务院及其金融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或者认可的境外机构;

(二)前项规定的金融机构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投资性计划;

(三)实缴资本不低于三千万元、所持有或者管理的金融资产净值不低于一千万元的投资公司或者其他投资管理机构;

(四)实缴资本或者实际出资额不低于五百万元、净资产不低于五百万元的除金融机构以及投资管理机构以外的其他企业;

(五)年收入不低于五十万元、金融资产不少于三百万元、具有二年以上证券、期货投资经验的个人。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变化,调整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第十七条 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的,发行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披露招股说明书

或者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

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或者与投资者的约定,向投资者披露或者提供必要的经营、财务和其他信息。

发行人应当保证披露或者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人披露或者提供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外的其他证券,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规定。

第二节 股票发行注册

第十九条 公开发行股票并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应当依照本节规定注册。

公开发行股票且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其注册条件和程序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节的原则另行规定。

第二十条 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发行人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没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记录。

第二十一条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送下列注册文件:

(一)公司章程;

(二)股东大会决议;

(三)招股说明书;

(四)财务会计报告;

(五)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就本次发行出具的文件;

(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

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还应当报送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发行人报送注册文件后,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披露有关注册文件。

第二十二条 公开发行股票,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审核注册文件。审核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

证券交易所可以要求发行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对注册文件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修改注册文件。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修改的情况应当公开。

证券交易所应当对注册文件的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参与审核的人员,不得与发行人有利害关系,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发行人的馈赠,不得持有所审核的发行人的股票,不得私下与发行人进行接触。

第二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出具同意的审核意见的,应当将审核意见及发行人的注册文件报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自收到

审核意见及注册文件之日起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注册生效。

注册生效不表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注册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保证。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委托证券服务机构进行核查并出具意见。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注册审核:

(一)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施检查、核查的;

(二)发行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正在接受调查的;

(三)发行人变更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注册文件签字人的;

(四)发行人提交的有关文件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的;

(五)发行人可能存在不符合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消除后,应当恢复注册审核。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注册,并向发行人说明理由:

(一)发行人撤回注册申请或者保荐人撤回发行保荐书的;

(二)发行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注册文件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修改,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发行人需要更换保荐人或者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逾期未更换的;

(四)注册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五)发行人阻碍或者拒绝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检查、核查的;

(六)发行人被宣告破产或者依法终止的;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报送的注册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且其内

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八条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保荐人。

保荐人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的注册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注册条件提出明确意见,保

证注册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第二十九条 为股票发行注册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及有关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按照业务规则审慎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保

证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三十条 为股票发行注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及有关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按照审计准则实施审计,获取充分的

审计证据,保证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三十一条 为股票发行注册提供服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以及业务规则

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三十二条 股票公开发行注册生效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现注册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的,可以撤销注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发现注册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应当撤销注册。注册撤销后,尚未发行股票的,停止发行。已经发行尚未上市的,发行人应

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证券持有人。

撤销注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人以及与本次发

行有关的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就其所出具的文件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注册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或者发行人存在其他欺诈情形,导致注册终止或者撤销注册的,五年内不受理发行人的

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有重大过错的,可以三个月至三年内不接受其出具的文件。

第三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向公司股东发行新股:

(一)发行数量不超过发行前该公司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二)授权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节 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核准

第三十五条 公开发行债券,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公开发行其他证券,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三十六条 公开发行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发行人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没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记录;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债券一年的利息;

(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开发行其他证券,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七条 申请公开发行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下列申请文件:

(一)发行人关于公开发行的申请及授权文件;

(二)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

(三)财务会计报告;

(四)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就本次发行出具的文件;

(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发行人报送申请文件后,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规定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作出

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发行人根据要求补充、修改发行申请文件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九条 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的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为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出具有关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应当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四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已作出的核准发行的决定,发现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尚未发行的,应当予以撤

销,停止发行。已经发行尚未公开交易的,撤销发行核准决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证券持有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证券经营机构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除外。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就其所出具的文件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四节 证券销售

第四十一条 股票注册生效或者债券及其他证券核准后,发行人应当在证券公开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发行公告应当披露证券销售的原则和方

式。

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证券。

第四十二条 发行证券可以由发行人自行销售,也可以委托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证券承销可以采取代销或者包销的方式。

证券代销是指证券经营机构代发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

证券包销是指证券经营机构将发行人的证券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第四十三条 发行证券可以由承销团承销。承销团应当由主承销和参与承销的证券经营机构组成。

第四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第四十五条 股票公开发行采取溢价发行的,其发行价格可以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经营机构协商确定。

第四十六条 股票公开发行采用代销方式,代销期限届满,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到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百分之七十的,为发行失败。发行人应

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

第四十七条 证券公开发售期限届满,发行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证券发行情况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媒体披露。

第四十八条 发行人对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金,应当按照招股说明书或者证券募集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应当符合公司章程和招股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并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改变发行债券及其他证券募集资金用途的,应

当符合证券募集说明书规定的程序。

擅自改变用途而未作纠正的,或者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符合前款规定程序的,不得再次公开发行证券。

第四十九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以及承销的证券经营机构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进行虚假的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推介活动;

(二)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开展销售活动;

(三)违反发行公告披露的原则和方式组织开展询价、申购、配售等活动;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节 股票转售限制

第五十条 未经公开发行注册的股票,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十一条 首次公开发行时,股东持有满三年的股票可以由发行人依照本章第二节的规定申请注册。

依照前款规定发行股票的,不得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除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未发行新股外,不得超过发行前公司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十。

第五十二条 上市公司股东持有的未经注册的股票,可以由上市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注册。

依照前款规定申请股票公开发行注册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

第五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上市公司关联人持有的未经注册的股票,可以不经注册通过公开交易卖出:

(一)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该关联人持股满三年;

(三)该关联人三个月内依照本条卖出的股票,未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同类股票总数的千分之一;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十四条 上市公司关联人通过公开交易卖出其持有的已注册的股票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该关联人三个月内依照本条卖出的股票,未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同类股票总数的千分之一;

(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前款第二项所规定的数量限制应当与前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数量限制累计计算。

第五十五条 上市公司关联人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卖出股票的,应当在卖出之日起二日内通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当向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上市公司关联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非公开转让或者协议转让其股票的,应当在转让完成之日起二日内通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第五十六条 本节所称关联人,包括:

(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在转让行为发生前六个月内曾具有第(一)、(二)项规定的身份的人;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关联人。

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受让关联人股票的,受让人视同关联人,但其持股期限可以连续计算。

第一款所列关联人为机构的,应当将与其存在控制关系,或者与其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机构持有的股票合并计算。

第一款所列关联人为个人的,应当将配偶、本人及其配偶的直系亲属、本人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上述人员控制的机构持有的股票合并计算。

第五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上市公司非关联人持有的未经注册的股票,可以不经注册通过公开交易卖出:

(一)该非关联人持股满三年;

(二)该非关联人三个月内依照本条卖出的股票,未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同类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一;

(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十八条 依法交易的证券,应当是依法发行的证券。

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

第五十九条 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

未依法公开发行的证券,不得公开交易。但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条 依法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非公开交易。

协议转让证券的,不得向不特定投资者宣传推介,不得公开劝诱,不得采用变相公开方式。

第六十一条 证券持有人持有的证券,公开交易前,应当全部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得挪用客户的证券。

第六十二条 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

第六十三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由证券交易所依照其上市规则审核同意,并由双方签订上市协议。

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决定安排政府债券上市交易。

证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的,应当及时公告。

第六十四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当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上市条件一般包括:

(一)发行人的经营年限;

(二)财务状况;

(三)最低公开发行比例和证券分散程度;

(四)公司治理;

(五)诚信记录;

(六)其他条件。

第六十五条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应当规定证券终止上市的情形。

证券终止上市情形一般包括:

(一)发行人的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

(二)证券分布情况;

(三)违法记录;

(四)交易量、成交量、成交价格等;

(五)其他情形。

上市交易的证券,符合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由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其上市交易。

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证券上市交易的,应当及时公告

第六十六条 证券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适用本章的规定。

第二节 证券买卖

第六十七条 投资者委托证券经营机构进行证券交易,应当申请开立证券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为投资者开立证

券账户。

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应当持有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合伙企业身份的合法证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

的除外。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开立境内证券账户。

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开立账户,应当按照规定对投资者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证券经营机构不得将投资者的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

第六十八条 投资者应当与证券经营机构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并在证券经营机构开立证券交易账户,以书面、电话、自助终端、互联网或者其他方

式,委托该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证券。

投资者委托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证券的,应当将证券和资金托管给证券经营机构。

第六十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根据投资者的委托,按照证券交易规则提出交易申报,以证券经营机构自己的名义,参与证券交易所场内的集中交易,交易

结果由投资者承担。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如实进行交易记录,确保交易结果真实、准确、完整。

第七十条 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七十一条 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

照有关规定处理。但本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二条 投资者可以向证券经营机构提交担保物,借入资金或者证券进行证券交易。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开立担保账户,存放投资者交存的

担保物。担保账户内的资产为信托财产。

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使用依法筹集的资金或者借入的证券,也可以向国务院批准的证

券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或者证券。

证券持有人可以依法出借其持有的证券。

第七十三条 投资者从事融资融券交易的,融券卖出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该证券的最新成交价;当天没有成交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其前一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上述价格的申报为无效申报。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证券经营机构向投资者融券的,应当使用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内的证券或者其他依法取得处分权的证券。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前款规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四条 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批量下达交易指令或者快速下达交易指令以及其他方式进行程序化交易的,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提供程序化交易服务或者进行程序化交易,扰乱证券交易秩序,给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证券经营机构和进行程序化交易的投资者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七十五条 依法发行的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

在限制转让期限内转让或者买卖证券的,转让或者买卖合同无效。

第七十六条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场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证券从业人员,应当事先向

其所在单位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证券账户,在买卖证券完成后三日内申报证券买卖情况,并不得与其所任职务、工作职责等发生利益冲突。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建立从业人员买卖证券申报、登记、审查和处置等管理制度,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

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工作人员买卖证券申报、登记、审查和处置制度。

第七十七条 参与证券保荐、承销或者财务顾问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从业人员,在保荐期、承销期和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和期满后六个月内,不得买卖其

保荐、承销或者从事财务顾问业务的证券。

为证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在该证券承销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证券。

除前款规定外,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自实际开展上述有

关工作之日或者接受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内,不得买卖该证券。

第七十八条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经营机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机构、证券资产托管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为投资者

的账户信息保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九条 证券交易的收费应当合理,并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

证券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证券交易的收费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三节 证券结算

第八十条 证券买卖成交后,应当根据成交结果进行清算,并根据清算结果进行证券与资金的交收。

第八十一条 证券交易可以采用逐笔全额、双边净额、多边净额等清算方式。

证券与资金的交收应当按照货银对付的原则进行,结算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十二条 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实行分级结算。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证券经营机构之间的证券与资金的清算交收。证券经营机构作为结算参与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清算交收责任,并办理客户证券

与资金的清算交收。

证券经营机构的客户证券的交收,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变更登记。

第八十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应当同时受让证券买卖双方结算参与人的清算交收权利义务,作为证券买卖双方

结算参与人共同的清算交收对手完成交收。

结算参与人未按时履行交收义务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拒绝向违约结算参与人交付应收证券或者资金;可以追回已向违约结算参与人交付的自营

证券和资金;可以留置违约结算参与人与违约金额相当的自营证券和资金。

结算参与人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生资金交收违约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依次动用结算保证金、结算备付金、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等结算财产先予

垫付,完成与结算参与人资金的交收。

第八十四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提供证券结算服务时,结算参与人应当足额交付证券和资金,并提供交收担保。在交收完成之前,任何

人不得动用用于交收的证券、资金和担保物。结算参与人进入破产程序的,上述证券、资金和担保物应当优先用于交收。

结算参与人未按时履行交收义务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根据协议和业务规则处置第八十三条第二款未予交付的证券或者资金以及前款规定的财产

第八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证券交易成交结果或者结算参与人交收指令作出的证券变更登记不得被撤销或者被认定无效,但依照本法第一百九

十五条的规定取消交易的除外。第四节禁止的交易行为

第八十六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

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

所得收益。但是,证券经营机构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除外。

在计算前款所称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时,应当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

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合并计算。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

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八十七条 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第八十八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一)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从事与公司相关业务活动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因职责、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八)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

(九)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

第八十九条 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发行人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

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皆

属内幕信息。

第九十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

证券。

第九十一条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依法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进行证券交易的,不构成内幕交易。

第九十二条 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当对内幕交易期间从事相反证券交易的投资者,就其证券买入或者卖出价格与内幕信息公开后十个交易日平均价格之间

的差价损失,在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三倍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三条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

员以及其他因工作、职责获取未公开信息的人员,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或者泄露该未公开信息。

前款所称未公开信息,是指除内幕信息以外对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

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本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四条 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

(四)不以成交为目的的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

(五)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

(六)对证券及其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手段。

第九十五条 禁止任何人从事下列跨市场操纵行为:

(一)为了在衍生品交易中获得不正当利益,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等手段,影响衍生品基础资产市场价格的行为;

(二)为了在衍生品基础资产交易中获得不正当利益,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等手段,影响衍生品市场价格的行为;

(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跨市场操纵行为。

第九十六条 操纵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

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

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 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违法活动。

第九十九条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参与证券市场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章 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

第一百条 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的,应当自在境外发行完成或者上市交易之日起十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零一条 在境内公开发行证券的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的,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规定报送境外发行上市报告书。

境内企业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境外发行上市报告书之日起十五日后,可以公告该报告书,并在境外提交申请。在上述期限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发现境外发行上市报告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可能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应当告知境内企业,境内企业不

得公告境外发行上市报告书并在境外提交申请。

第一百零二条 境外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证券的,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应当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已经与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境外发行人的设立和组织机构适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境外发行人应当具备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对境内投资者所负义

务和责任已经达到境内法律规定的同等水平。

第一百零三条 境外发行人依照境外法律和规则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境内同时披露。

第一百零四条 境外发行人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审核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审计准则,或者国务院有关主

管部门认可的其他会计制度、审计准则。

第一百零五条 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公开发行证券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作为名义持有人在境外证券持有人名册上登记。

第一百零六条 境外证券交易所在境内设立机构或者通过其交易设施向境内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零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和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投资活动的风险程度,规定投资者的资质标准、投资证券的种类和额度,制

定具体的管理办法。

第五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与重大资产交易

第一节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一百零八条 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认购股份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

第一百零九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通知和公告。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一百一十条 依照前条规定所作的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持股人的名称、住所;

(二)持有股票的名称、数额;

(三)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第一百一十一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三

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但是,存在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收购要约应当约定,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的,收购人按比例进行收购。

第一百一十二条 自愿发出收购要约或者依照前条规定发出收购要约,收购人应当公告,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收购人的名称、住所;

(二)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

(三)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

(四)收购目的;

(五)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

(六)收购期限、收购价格;

(七)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

(八)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第一百一十三条 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并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一百一十四条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应当及时公告,载明具体变更事项,且不

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降低收购价格的;

(二)减少预定收购股份数额的;

(三)缩短收购期限的;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上市公司发行不同种类股份的,收购人可以针对不同种类股份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

第一百一十六条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收购人在收购期限内,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也不得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入被

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一百一十七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份转让。

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达成协议后,收购人应当在二日内通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第一百一十八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协议双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协议转让的股票和资金。

第一百一十九条 采取协议收购、认购股份及其他合法方式的,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但是,存在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情形

的除外。

收购人依照前款规定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应当遵守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二条至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第一百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但应当在有关事实发生之

日起二日内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一)投资者与出让人之间存在股权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转让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规定比例,

收购人承诺三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三)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规定比例;

(四)因投资者操作失误导致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规定比例,投资者承诺不就其因操作失误而增持的股份行使表决权,且将依

法转让给非关联方;

(五)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十二个月内增持该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

权股份不超过百分之二,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持有的股份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七)因继承导致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百分之三十;

(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二十一条 收购期限届满,被收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其余仍持有被收购

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

收购人不履行收购义务的,其他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收购行为完成后,被收购公司不再具备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应当依法变更企业形式。

第一百二十二条 收购要约期限届满后,收购人收购一个上市公司的非关联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超过百分之九十或者收购人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收购人有权以要约收购的同等条件收购其他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其他股东应当出售。

收购人行使前款规定权利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并予公告,将资金存放于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自公告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后,收购人可以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收购人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二十三条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

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一百二十四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通过交换股份的方式合并,并将该公司解散的,被解散公司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第一百二十五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收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收购情况予以公告。

第一百二十六条 投资者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买入或者卖出该上市公司的股票超过规定比例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卖出或者

买入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票。

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或者未按照本法规定变更收购要约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其改

正,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第一百二十七条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购,给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节 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交易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在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公告重大资产交易报告书。购买、出售的重大资产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

百分之五十的,上市公司还应当聘请证券经营机构出具财务顾问报告,与重大资产交易报告书同时公告。

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其他公司,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上市公司分立或者被其他公司合并,除应当依照前条规定公告外,还应当同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发现上市公司分立、合并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应当及时告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不

得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分立、合并事项。

第一百三十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合并或者分立,涉及发行证券或者上市公司的收购的,还应当符合本法关于证券发行或者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交易、合并或者分立,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涉嫌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上市公司作出公开说明、聘请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服务机构补充核查并披露专业意见,在公开说明

、披露专业意见之前,上市公司应当暂停重大资产交易、合并或者分立。

第一百三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法的原则制定上市公司收购和重大资产交易的具体办法。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参照本法的原则制定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公司收购和重大资产交易的具体办法。

第六章 信息披露

第一百三十三条 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一百三十四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或者泄露。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要求提供未公开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依法提前获知的信息,在依法披露前应当保密。

在境内和境外市场发行证券的,在境外市场披露的与发行人有关的信息,应当同时在境内市场披露。

第一百三十五条 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第一百三十六条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

理由,发行人应当披露。发行人不予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第一百三十七条 依法披露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披露可能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可以申请豁免披露;申请豁免披露

的,应当说明豁免披露事项、豁免披露理由和期限。

申请豁免披露的信息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关信息尚未泄露;

(二)有关信息知情人已书面承诺保密;

(三)涉及的证券交易价格未发生异常波动。

豁免披露申请未获同意、豁免披露的原因已经消除或者豁免披露的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披露。

第一百三十八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按照一致性原则自愿披露其他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

第一百三十九条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应当依法披露。

依法披露的公开承诺,应当及时、全面、适当地履行。改变公开承诺内容的,应当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不履行承诺、擅自改变承诺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采取监督管理措施。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四十条 依法注册或者核准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以及证券交易场所的业务规则,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披露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

以及其他报告。

第一百四十一条 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公司和债券公开交易的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

易场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定期报告,并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并公告:

(一)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报送并公告年度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符合本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在每一会计年度的第三个月、第六个月、第九个月和该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报送并公告季度报告。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定期报告的报送和公告时间另行规定。

第一百四十二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

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

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从事关联交易或者公司债务担保的重要变更,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分配股利、增资的计划,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

闭;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

被限制自由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的发生、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一百四十三条 发生可能对公开交易债券的交易价格或者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发行人应当立即将有关该

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发行人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发行人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八)发行人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发行人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

或者被限制自由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

(十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的,发行人应当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持续披露经营、财务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及时披露可能对证券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第一百四十五条 股票未公开交易的公众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报告并公告,并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媒体持续披

露信息。

股票以外其他证券未公开交易但证券持有人数达到或者超过二百人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具体的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本法所称公众公司,是指股东人数达到或者超过二百人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四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等受益凭证、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权证的信息披露另有规定的,适用其

规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在证券交易场所非公开交易的,发行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或者证券交易场

所的业务规则披露信息。

第一百四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发行人、公众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场所应当对其组织交易的证券的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

第一百四十九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本法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以下监督管理措施:

(一)责令改正;

(二)监管谈话;

(三)出具警示函;

(四)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参加培训或者责令定期报告;

(五)认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措施。

第一百五十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经

营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一条 符合下列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投资者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实施了交易行为;

(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或者更正对该证券的交易价格存在着明显的影响,或者市场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获得真实

情况并在该证券的交易价格方面提前作出反应;

(四)投资者因交易该证券遭受损失。

第一百五十二条 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有权要求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及投资差额损失部分对应的佣金和

印花税等额的损失。

虚假陈述导致证券终止发行的,投资者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七章 证券登记与担保

第一节 证券登记

第一百五十三条 证券可以采用纸面形式或者簿记形式。

第一百五十四条 簿记形式证券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登记后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提供证券持有人登记资料。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证券账户及其他登记记录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故意毁损。

第一百五十六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证券账户管理业务规则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为投资者开立名义持有证券账户的,从其规定。

证券账户用于记录、确认持有人的证券持有及变动的事实。

投资者申请开立证券账户应当根据规定提交开户申请资料,并保证所提交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投资者应当使用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

第一百五十七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证券登记记录向证券发行人提供证券持有人名册。

第一百五十八条 申请证券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证明材料,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照证券登记业务规则办理证券的初始

、变更和注销登记。

证券初始登记后,视为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一百五十九条 无权处分人对证券作出处分,证券受让人给付合理对价,并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生效的,证券受让人取得证券,但证券受让人明

知处分人无权处分的除外。

因前款规定给原证券权利人造成损失的,无权处分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六十条 证券登记申请人的过错导致证券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登记申请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证券在登记错误后未被交易或者转让且未被设立任何权利负担的,发行人、实际权利人和登记权利人可以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更正。

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一条 开立名义持有账户的,名义持有证券为信托财产。

名义持有人应当为每个权益实际拥有人单独开立权益账户,分别记录每个权益实际拥有人拥有的权益数据。名义持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要求,及时报送权益实际拥有人的权益明细数据及变动情况。

名义持有人可以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其名下的权益实际拥有人开立权益账户并记录权益。

第一百六十二条 多个权益实际拥有人的证券登记在名义持有人证券账户的,权益实际拥有人按照各个实际权益账户记录的持有数量享有权益。

证券权益实际拥有人不得越过名义持有人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上一级名义持有人主张权利。

第二节 证券担保

第一百六十三条 以证券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业务规则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经出质人同意,质押证券可以转质。

第一百六十四条 为担保债权的实现,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转移于债权人,债务清偿后,证券返还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不履

行的,担保权人有权就该证券优先受偿。

按照前款规定设立担保的,证券的转移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证券变更登记时生效。转移的证券为信托财产。

按照第一款规定设立担保的,担保权人可以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使用或者处分担保证券;担保权人应当在主合同履行完毕后,将同等证券或者双方同

意的其他证券返还给担保人。

第一百六十五条 证券担保当事人可以事先在担保合同中约定证券担保权的实现方式。担保合同中确定担保证券折价依据的,可以直接折价抵偿债务,

并按照证券登记业务规则办理变更登记。

证券担保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将用于担保的证券委托他人进行管理。

第一百六十六条 担保证券被司法机关依法冻结的,冻结效力不影响在先设立的证券担保权。担保权人依法实现设立在先的担保权的,应当通知实施冻

结的机关。

为担保两个以上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共同担保证券,不得被强制执行。

第八章 投资者保护

第一百六十七条 本法所称投资者,是指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享有投资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据财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因素,投资者可以分为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

第一百六十八条 证券经营机构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时,应当全面了解客户信息,如实说明产品或者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揭示投资

风险,销售或者提供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或者服务。

普通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证券经营机构明示的要求提供真实信息。拒绝提供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证券经营机构可以

拒绝向其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上述规定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投资者提供虚假信息的除外。

第一百六十九条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应当不低于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就下列事项作出决议的,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应当不低于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事项;

(二)增加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或者提高对董事会的授权额度;

(三)提高董事、监事的薪酬;

(四)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七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

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披露征集文件,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七十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开发行债券的,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应当在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

集程序、会议规则和其他重要事项。

公开发行债券的,发行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人应当由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或者其他经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机构担任。

非公开发行债券的,发行人可以参照前款的规定,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

第一百七十三条 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

务机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就赔偿事宜与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期赔付。先期赔付后,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

其他连带责任人进行追偿。

第一百七十四条 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

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认可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七十六条 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或者清算程序。

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对全体投资者发生效力,但明确表示不受判决约束的除外。

第九章 证券交易场所

第一百七十七条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变更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第一百七十八条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监管、组织机构、自律管理等,适用本章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九条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可以根据证券品种、行业特点、公司规模等因素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设立公开交易市场的,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可以设立非公开交易市场,组织证券的非公开交易。

第一百八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可以组织证券的非公开交易。

第一百八十一条 除国务院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外,组织股权等财产权益交易的其他交易场所应当遵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八十二条 设立证券交易所应当制定章程。

证券交易所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八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可以采取会员制或者公司制。

第一百八十四条 证券交易所履行下列自律管理职能:

(一)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业务规则;

(三)审核、安排证券上市及终止上市;

(四)组织、管理证券交易;

(五)对上市公司、会员及其他市场参与人进行自律管理;

(六)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一百八十五条 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业务规则,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证券交易所对其章程和业务规则进行修改。

第一百八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应当遵守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维护市场的公平、有序、透明。

第一百八十七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证券交易所字样。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证券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

第一百八十八条 证券交易所可以自行支配的各项费用收入,应当首先用于保证其证券交易场所和设施的正常运行并逐步改善。

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在其存续期间,不得将其财产积累分配给会员。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八十九条 会员制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

第一百九十条 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被解除职

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

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第一百九十二条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不得招聘为证券交易所的从业人员。

第一百九十三条 进入证券交易所参与集中交易的,必须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或者交易规则规定的其他机构。

第一百九十四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为组织公平的集中交易提供保障,公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并按交易日制作证券市场行情表,予以公布。

证券交易即时行情的权益由证券交易所依法享有。未经证券交易所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

第一百九十五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而影响证券交易正常进行时,为维护证券交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

平,证券交易所可以采取技术性停牌、临时停市、限制交易等处置措施,并应当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因前款规定的突发性事件导致证券交易结果出现重大异常,按交易结果进行清算交收将对证券交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造成重大影响的,证券交易所

可以采取暂缓交收、取消交易等措施,并应当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公告。

证券交易所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的,豁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一百九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实行实时监控,并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对异常的交易情况提出报告。

证券交易所根据需要,可以对出现重大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限制交易,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设立风险基金。风险基金由证券交易所理事会或者董事

会管理。

证券交易所应当将收存的风险基金存入开户银行专门账户,不得擅自使用。

风险基金提取的具体比例,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风险基金的使用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一百九十八条 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和其他从业人员在执行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职务时,与其本人或者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一百九十九条 对证券交易所作出的不予上市、终止上市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复核机构申请复核。

第二百条 证券交易所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对证券交易业务活动的各参与主体具有约束力。发行人、投资者、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市

场参与主体开展证券交易业务活动,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业务规则。违反业务规则的,证券交易所可以依照业务规则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

分或者采取其他自律管理措施,并及时公告。

第十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二百零一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设立和申请解散,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百零二条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二亿元;

(二)具有证券登记、存管和结算服务所必须的场所和设施;

(三)主要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标明证券登记结算字样。

第二百零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履行下列职能:

(一)证券账户、结算账户的设立;

(二)证券的存管和过户;

(三)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四)证券的清算和交收;

(五)受发行人的委托派发证券权益;

(六)办理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查询、信息服务;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百零四条 公开交易证券的登记结算应当采取全国集中统一的运营方式。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法制定章程和业务规则,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对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活动的各参与主体具有约束力。证券登记结算业务参与人应当遵守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

的业务规则。违反业务规则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或者采取其他自律管理措施。

第二百零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

(一)具有必备的服务设备和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二)建立完善的业务、财务和安全防范等管理制度;

(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第二百零六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妥善保存登记、存管和结算的原始凭证、电子数据及有关文件和资料。其保存期限自登记的证券注销之日起不

得少于二十年。

第二百零七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对投资者的证券持有信息保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办理证券持有信息的查询:

(一)证券持有人查询本人的证券登记情况;

(二)证券发行人查询证券持有人名册及相关信息;

(三)证券交易场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为履行职责查询证券持有信息;

(四)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查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证券名义持有的,证券权益实际拥有人的权益拥有信息由名义持有人提供查询服务。

第二百零八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立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用于垫付或者弥补因违约交收、技术故障、操作失误、不可抗力造成的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的损失。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收入和收益中提取,并可以由结算参与人按照证券交易业务量的一定比例缴纳。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的筹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二百零九条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应当存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实行专项管理。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证券结算风险基金赔偿后,应当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第二百一十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业务规则收取的各类结算资金和证券,应当存放于专门的清算交收账户,只能按业务规则用于已成交的证券交易

的清算交收,不得被强制执行。

第二百一十一条 非公开发行或者非公开交易的证券,其登记、结算可以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其他依法从事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办理。

前款规定的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公开交易时,应当转登记至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十一章 证券经营机构

第二百一十二条 本法所称证券经营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本法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证券合

伙企业,以及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核准经营证券业务的其他机构。

第二百一十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审慎经营,勤勉尽责,诚实守信。

证券经营机构的业务活动,应当与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指标、从业人员构成等情况相适应,符合审慎监管和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证券经营机构依法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其合法经营不受干涉。

第二百一十四条 设立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证券业务,不得使用“证券”或者“证券公司”字样或者近似名称开展证

券业务活动。

第二百一十五条 设立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

(二)主要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普通合伙人及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三)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或者合伙企业出资额;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从业人员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

(五)有符合规定的治理结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等制度;

(六)有合格的经营场所、业务设施和信息技术系统;

(七)有明确可行的风险处置、清算方案;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百一十六条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经营本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证券业务之一的,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千万元。经营两

项或者两项以上证券业务的,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最低限额应当合并计算。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的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应当是实缴资本,并且非货币财产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第一款规定的限额。

第二百一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设立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并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

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设立申请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有关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不得经营证券业务。

第二百一十八条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变更证券业务范围,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普通合伙人或者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合并、分立、停业、解散、破产,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前款规定事项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人;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核准成为证券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证券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实际控制人的,不得行使股东或者合伙人权利;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有或者实际控制的股权或者责令其退伙。

第二百一十九条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证券经营机构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证券业务:

(一)证券承销;

(二)证券保荐;

(三)证券经纪;

(四)证券融资、融券;

(五)证券登记、结算和托管;

(六)证券做市交易;

(七)证券产品销售;

(八)证券投资咨询;

(九)证券财务顾问;

(十)其他证券业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前款规定事项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人;不予核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机构申请经营第一款第(一)项至(四)项规定的证券业务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设立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证券经营机构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自律性组织的规定,经营其他业务的,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百二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证券经营机构的净资本、流动性、杠杆率等风险控制指标作出规定。

证券经营机构不得违反规定为其股东、合伙人或者股东、合伙人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规定提供融资或者担保,股东、合伙人有过错的,在按照要求改正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或者合伙人权

利;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经营机构股权或者责令其退伙。

第二百二十一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正直诚实,品行良好,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

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证券经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

合伙人,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被取

消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证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券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证券经营机构经营管理证券业务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合规和风险管理负责人,在任职前应当

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

证券经营机构任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百二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人员应当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企业中兼职的其他人员,不得在证券经营机构中兼任职务。

第二百二十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每年的业务收入中计提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证券业务的损失,其计提的具体比例和用途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本机构与客户之间、不同客户之间、不同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敏感信息在相互存在

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不当流动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违法行为。

证券经营机构采取隔离措施难以避免利益冲突的,应当向客户披露利益冲突;披露仍难以有效处理利益冲突的,应当采取限制相关业务等措施。

第二百二十五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进行。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的,应当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

证券经营机构不得将其自营账户借给他人使用。

第二百二十六条 证券经营机构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证券经营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安全、完整。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证券经营机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指定专门机构履行监控职责;证券经营机构、商业银行

应当按照规定向指定专门机构报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信息。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经营机构、商业银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遵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证券经营机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监控的

规定。

第二百二十七条 证券经营机构、客户资金存放机构、客户资产托管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将客户的资金和证券与自有财产相互独立、分别管

理,不得将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入其自有财产。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

证券经营机构、客户资金存放机构、客户资产托管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破产或者清算时,客户的资金和证券不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非

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资金和证券。

第二百二十八条 证券经营机构办理经纪业务,不得违反规定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

第二百二十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不得违反规定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第二百三十条 禁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其他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

(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

(二)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

(三)未经客户的委托,擅自为客户买卖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

(四)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五)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

(六)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欺诈客户行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一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执行所属的证券经营机构的指令或者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由所属的证券经营机

构承担全部责任。

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第二百三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建立客户信息查询制度,确保客户能够查询其账户信息、委托记录、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接受服务或者购买产品有

关的重要信息。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开户资料、委托记录、交易记录以及与内部管理、业务经营有关的各项资料,任何人不得泄露、隐匿、伪造、篡改或

者毁损。上述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客户开户资料自客户销户之日起算,其他资料自形成之日起算。

第二百三十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业务、财务、经营管理等信息、资料。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供与证券经营机构业务、财务、经营管理有关的信息、资料:

(一)证券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从业人员;

(二)证券经营机构的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

(三)证券经营机构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

(四)证券经营机构的开户银行、交易结算资金存放机构、证券资产托管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五)为证券经营机构提供服务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

证券经营机构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或者提供的信息、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百三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披露其基本情况、经营管理状况、财务收支状况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薪酬和其他有关信息。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按照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

第二百三十五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状况、风险控

制指标、资产价值、信息技术系统等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第二百三十六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法违规,或者其治理结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限期改正;

(二)对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出具警示函;

(三)责令处分责任人员,并报告结果;

(四)限制业务活动,责令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业务,停止核准新业务;

(五)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报酬、提供福利;

(六)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七)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限制其权利;

(八)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不适当人选;

(九)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合伙人转让股权或者退伙,限制负有责任的股东、合伙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合伙人权利;

(十)撤销有关业务许可。

证券经营机构被责令限期改正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要求的,应当自验收

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第二百三十七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程序,擅自干预证券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

(三)要求证券经营机构利用自有或者客户资产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利益,损害证券经营机构利益或者客户利益;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

证券经营机构的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有前款行为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责令其转让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

经营机构的股权或者责令退伙。

在前款规定的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按照要求改正违法行为、转让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经营机构的股权或者退伙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限制其行使股东权利或者合伙人权利。

第二百三十八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经营机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

的,证券经营机构应当停止向其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薪酬,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证券经营机构予以更换。

第二百三十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经

营机构依法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

第二百四十条 在证券经营机构被责令停业整顿、被依法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大风险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

以对该证券经营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一)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十二章 证券服务机构

第二百四十一条 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

未经登记,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提供服务。

第二百四十二条 从事下列证券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一)证券业务中间介绍;

(二)证券估值;

(三)证券信息服务;

(四)证券信息技术系统服务;

(五)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法律服务;

(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服务。

第二百四十三条 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

证券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报送或者披露服务内容、业务收费、出具的文件、签字人员情况等信息。信息报送、披露和从事证券服务的行为规范等,

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百四十四条 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委托文件、核查和验证资料、工作底稿以及与质量控制、内部管理、业务经营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任何人不得泄露、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上述信息和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年,自业务委托结束之日起算。

第二百四十五条 证券服务机构未履行备案程序、未按照规定开展证券服务业务或者其行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

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改正;

(二)出具警示函;

(三)责令处分责任人员,并报告结果;

(四)一定期限内不受理其出具的文件;

(五)限制证券服务业务活动。

证券服务机构被责令改正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要求的,应当自验收完毕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二百四十六条 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

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十三章 证券业协会及其他市场组织

第二百四十七条 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应当加入证券业协会。其他依法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可以加入证券业协会。

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

第二百四十八条 证券业协会章程由会员大会制定,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百四十九条 证券业协会履行下列自律管理职责:

(一)教育和组织会员及其从业人员遵守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自律规则,组织开展证券行业诚信建设,督促证券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二)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三)督促会员开展投资者教育和保护活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制定和实施证券行业自律规则,监督、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自律规则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

分或者实施其他自律管理措施;

(五)制定证券行业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组织证券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和业务培训,对证券从业人员进行资格管理;

(六)组织会员就证券行业的发展、运作及有关内容进行研究,收集整理、发布证券相关信息,提供会员服务,组织行业交流,引导行业创新发展;

(七)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

(八)组织会员间非公开市场建设,对会员开展与证券非公开发行或者转让相关的业务活动进行自律管理;

(九)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百五十条 证券业协会设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依章程的规定由选举产生。

第二百五十一条 上市公司协会是由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机构组成的社会团体法人,对会员实施自律管理。

第十四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二百五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

康发展。

第二百五十三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注册或者核准权;

(二)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登记、存管、结算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三)依法对证券发行人、公众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四)依法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并监督实施;

(五)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的信息披露;

(六)依法对证券业协会及其他市场组织的自律管理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七)依法开展投资者教育;

(八)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章、规则的行为进行查处;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调查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章、规则的行为时,可以要求证券交易场所以及

其他自律性组织给予协助。

第二百五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方式实施监督管理:

(一)对证券发行人、公众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公众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现涉及持有公众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对其进行现场检查;

(三)进入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场所调查取证;

(四)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或者要求其按照指定的方式报送与被调查事件有

关的文件和资料;

(五)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登记、通讯记录、网络通信记录等文件和资料;

(六)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登记过户记录、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

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扣押;

(七)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银行账户以及其他具有支付、托管、结算等功能的账户信息,可以对有

关文件和资料进行复制;对有证据证明已经或者可能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证券等涉案财产或者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批准,可以冻结或者查封,期限为六个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每次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对冻结、查封的账户资金实施扣划;

(八)在调查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证券违法行为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证券买卖

,但限制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个交易日;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十五个交易日。

第二百五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在规章中规定下列监督管理措施:

(一)责令改正;

(二)监管谈话;

(三)出具警示函;

(四)责令公开说明;

(五)责令参加培训;

(六)责令定期报告;

(七)暂不受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文件;

(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措施。

第二百五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其监督检查、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

监督检查、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书。监督检查、调查的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监督检查、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书的,被检

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二百五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金融机构、通讯运营商等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配合,如实作出说明,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隐瞒和拖延。

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检查、调查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申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百五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协调合作机制。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时,可以提请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提供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户籍资料、征信记录、出

入境信息、社会保险记录、海关记录、纳税记录、工商资料等信息,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百五十九条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照规定需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数据的,应当通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

第二百六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涉嫌违反证券法律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期间,被调查的当事人书面申请和解,作出主动说明并且纠正涉

嫌违法行为,提出有关投资者损失赔偿以及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整改方案,符合条件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与被调查的当事人就其涉

嫌违法行为达成和解协议。被调查的当事人履行和解协议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前款规定的和解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百六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证券市场诚信档案,记录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信息。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

定。

第二百六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在其从事的证券业务中发现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证券经营机

构、证券服务机构的合规负责人报告。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合规负责人应当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场所报告。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发现证券发行与交易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章、规则行为的

,应当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百六十三条 对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实名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给予举报人奖励。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应当对报告人和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保密。

第二百六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在跨境监督管理中履行本法规定的职

责,并可以采取本法规定的方式和措施。

对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的协助请求,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相关调查后,收集的有关信息和证据可向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供,但

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第二百六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发现证券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百六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第二百六十七条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对证券交易、证券登记或者结算数据进行集中备份。

第二百六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所知悉的有

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人员不得在被监管的机构中任职。

第十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百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

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公司,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会同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予以取缔。

第二百七十条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证券募集说明书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

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十万元以

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保荐人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保荐书及其他文件,或者未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

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二百七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承销或者销售擅自公开发行的证券的,责令停止承销或者销售,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撤销证券经营

机构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三条 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

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四条 发行人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金的用途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七十五条 上市公司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向股东发行新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违反规定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审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七条 发行人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八条 上市公司的股东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卖出股票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七十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规定,未对投资者开立账户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或者将投资者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一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或者投资者违反本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程序化交易或者提供程序化交易服务,扰乱证券交易秩序的,责令改正,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三条 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证券从业人员,未按照

本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申报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八十五条 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提供保荐、承销、财务顾问或者证券服务业务的机构或者人员,违反本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买卖证券的

,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六条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违反本

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买卖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条的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

违反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操纵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八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扰乱证券市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责令改正,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百九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法人以他人名义设立账户或者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或者出借证券账户给他人从事非法证券活动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经营机构为前款规定的违法活动提供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二百九十二条 境内发行人违反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未按时报送备案文件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境内发行人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未报送或者公告境外发行上市报告书,擅自在境外公开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市场公开交易的,给

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三条 境外发行人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未在境内市场同时披露相关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四条 境外证券交易所违反本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境内设立机构或者通过其交易设施向境内投

资者提供交易服务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五条 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或者未按照本法规定变更收购要约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六条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给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九十七条 经注册公开发行股票或者核准发行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披露信息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经注册公开发行股票或者核准发行其他证券,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前两款情形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九十八条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披露信息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前两款情形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九十九条 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的发行人、股票未公开交易的公众公司及其他信息

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披露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豁免注册或者核准的发行人、股票未公开交易的公众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

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前两款情形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条 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织、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前两款情形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零一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透露、泄露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零二条 名义持有人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未报送或者未及时报送权益实际拥有人的权益数据的,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百零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

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百零五条 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其他交易场所违反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会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百零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或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设立的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或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会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第三百零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聘任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或者未按规定申请任职资格核准或者进行报告的,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百零八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

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

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零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或者超出业务许可范围经营有关业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责令关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从事证券自营业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一条 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其他人员违反本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欺诈客户的,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对机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个人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将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入自有财产,或者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责令关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规定,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买卖证券的,或者对客户的收益或者赔偿客户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五条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未开始营业的,或者开业后擅自停业连续三个月以上的,撤销其设立许可

,并由有关登记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百一十六条 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未经核准,擅自变更本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

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

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七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一十八条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设立许可、业务许可或者重大事项变更核准的

,或者证券经营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不再具备经营资格的,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责令关闭,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百一十九条 证券经营机构及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违反规定或者未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报送、提供信息和资料,或者报送、提供的

信息和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条 证券经营机构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一条 证券经营机构违反规定,为其股东、合伙人或者股东、合伙人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的,责令改正;对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股东

、合伙人或者股东、合伙人的关联人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

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二条 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者违反规定提供证券发行、上市、交易

相关的服务的,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

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证券从业人员的,还应当撤销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三条 证券服务机构未按照规定报送、披露、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者报送、披露、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证券从业人员的,还应当撤销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四条 公众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机构、客户资产托管机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业

协会及其他市场组织,未按照有关规定保存有关文件和资料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泄露、隐匿、伪造、

篡改或者毁损有关文件和资料的,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暂

停、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禁止从事相关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会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擅自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证券从业人员的,还应当撤销证券从业资格。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或者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撤销相关业务核准或者责令关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一)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发行证券、设立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等申请予以注册、核准、批准的;

(二)违反本法规定采取现场检查、调查取证、查询、冻结或者查封等方式的;

(三)违反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采取监督管理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三百二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

正当利益,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百二十八条 拒绝提供或者隐瞒有关资料、信息,提供虚假资料、信息,隐匿、销毁、转移、泄露有关证据,或者有其他违反本法第二百五十七

条的规定的行为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暂停相关业务活动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并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或者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的,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撤销业务许可或者撤销相关人员的证券从业资格。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合规负责人违反本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第三百三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百三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违法所得,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罚款、罚

金、违法所得已先期交付的,应当依法支付给民事赔偿权利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第三百三十二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前款所称证券市场禁入,是指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不得担任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制度

第三百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十六章 附  则

第三百三十四条 本法施行前已发行的股票,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两年内,不适用本法第二章第五节的规定。

第三百三十五条 本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所称持股数额仅指股东持有的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数额。

第三百三十六条 申请证券公开发行注册或者核准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审核费用。

第三百三十七条 境内公司股票以外币认购和交易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三百三十八条 本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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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金融服务法治网”:http://www.financialservice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777。

Tender Offer Issues (2002 code)

Tender Offer Issues in Acquiring PRC Listed Companies;

David Liu, Natasha Xie – david.liu@pdlo.com or natasha.xie@pdlo.com.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May 2004): 1.

Abstract

The PRC Securities Law (1999) provides a mandatory tender offer requirement applicable to a takeover of more than 30% of the issued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Where a takeover is to be conducted, the investor shall make a public offer to all existing shareholders unless exempted by the securities supervisory authority from such an obligation. Differing from previous regulations where a tender offer rule covered stock exchange transactions and also private agreements outside of the market, the Securities Law does not apply this rule to a takeover by agreement between parties.

The PRC Securities Law (1999) provides a mandatory tender offer requirement applicable to a takeover of more than 30% of the issued shares of a listed company. Where a takeover is to be conducted, the investor shall make a public offer to all existing shareholders unless exempted by the securities supervisory authority from such an obligation. Differing from previous regulations where a tender offer rule covered stock exchange transactions and also private agreements outside of the market, the Securities Law does not apply this rule to a takeover by agreement between parties.

Full Text

2002 Takeover Code opens door

Let the Games Begin: New Takeover Code Opens Door to Acquisi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Nov 2002): 1.
PRC Securities Law 2014

PRC Securities Law (Revised in 2014)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Oct 15, 2014).

( (c) 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 Oct 2014)

Takeover Code 2002

Administration of the Takeover of Listed Companies Procedures 3700/02.09.28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Nov 20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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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 Nov 2002

Takeover of Listed Companies under SSE Rules

Takeovers of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SSE Rules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Apr 2006)

Abstract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akeover of Listed Companies (the Takeover Measures) an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for Disclosure of Ownership Change in Listed Companies (the Disclosure Measures), promulgated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in 2002, include important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that acquirers should be particularly aware of, during the takeover of a listed company. In additi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Listing Rules (Listing Rules) impose certai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upon the relevant parties, particularly the target compan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takeovers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Listing Rules, target companies and acquirers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 trading halt and delisting requirements in relation to takeovers.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akeover of Listed Companies (the Takeover Measures) an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for Disclosure of Ownership Change in Listed Companies (the Disclosure Measures), promulgated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in 2002, include important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that acquirers should be particularly aware of, during the takeover of a listed company. In additi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Listing Rules (Listing Rules) impose certai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upon the relevant parties, particularly the target compan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takeovers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 listed companies. Under the Listing Rules, target companies and acquirers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 trading halt and delisting requirements in relation to take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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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 Apr 2006

China Overhauls Takeover Code (2006)

China Overhauls Takeover Code of Listed Companies

China Law & Practice; Hong Kong (Oct 2006): 1.

Abstract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issued the Acquisi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akeover Code) on July 31 2006. The Takeover Code became effective as of September 1 2006 and repealed the old procedures (Old Takeover Code), which had been effective since December 1 2002. The Takeover Code unifies provisions under a single piece of legislation, which were previously spread out over numerous circulars and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his much welcomed piece of housekeeping legislation clarifies rules on partial offers, widens the ‘concerted action’ concept, updates rules on offer exemptions, regulates indirect acquisitions and redefines the role of financial advisers. The Takeover Code requires shareholders to disclose certain information as they increase their stake in the company. The information to be disclosed depends on how the shareholder has increased its stake. The Takeover Code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mpulsory and voluntary offers. Under the Takeover Code, acquirers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 to launch an offer can choose between a general or partial offer as a strategy to acquire a listed compan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issued the Acquisi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akeover Code) on July 31 2006. The Takeover Code became effective as of September 1 2006 and repealed the old procedures (Old Takeover Code), which had been effective since December 1 2002. The Takeover Code unifies provisions under a single piece of legislation, which were previously spread out over numerous circulars and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his much welcomed piece of housekeeping legislation clarifies rules on partial offers, widens the ‘concerted action’ concept, updates rules on offer exemptions, regulates indirect acquisitions and redefines the role of financial advisers. The Takeover Code requires shareholders to disclose certain information as they increase their stake in the company. The information to be disclosed depends on how the shareholder has increased its stake. The Takeover Code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mpulsory and voluntary offers. Under the Takeover Code, acquirers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 to launch an offer can choose between a general or partial offer as a strategy to acquire a 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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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 Oct 2006

Notes on the 2013 Amendments to China’s Company Law

Although we now normally refer to China’s national corporations law as the 2005 (or 2006 by the year of effectiveness) Company Law, it is actually the 2013 version since a range of significant amendments were made by the NPC, China’s national lawmaking body, to the Company Law. These amendments reduced the minimum registered capital to zero, and greatly simplified the incorporation process. Below are a few pratice notes by law firms on these amendments.

Appendix 1: PRC Company Law (2014), see also the MOFCOM version.

VIE: An Otherwise Unnecessary Legal Innovation to Connect Chinese Companies to the World

Alexandra Stevenson’s “VIE: an acronym every investor in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know about” on FT.com offers a simple but clear introduction about the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VIE)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a number of China’s tech giants, including Alibaba, whose IPO in 2015 “shows foreign investors able to skirt risks“.

“Created to circumvent ownership restrictions of companies in sectors considered sensitiv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IEs are contracts that give a foreign-listed company control of a local company without direct share ownership.”

The VIE structure does however present real legal risks, as, in case of insolvence, foreign investors would find no real assets in the company. See the case of Dongfang Shipbuilding.

Other discussions on the VIE:

  • China law blog: http://www.chinalawblog.com/2011/10/to_vie_or_not_to_vie_in_china_that_is_the_question.html
  • China accounting blog: http://www.chinaaccountingblog.com/weblog/are-vies-a-going-concern.html

 

China’s 2017 Foreign Investment Catalogue: Liberalization, Control, and both

On 28 June 2017,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released the long-expected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al Guidance Catalogue (Amended in 2017)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 which is the seventh revision of the catalogue, a positive list of economic sectors in which foreign investors are allowed to invest,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restrictions and incentives.  Below are a few online discussions on the new catalogue:

 

China renews its commitment to liberalization and openness, again?

The SCMP reports on  17 August 2017 that “China orders ministries to open up more of economy to foreign investors“, based on the 《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the “2017 FDI Circular”, hereafter)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which is the official name of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ircular offers 22 measures aiming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to China as well as comfort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who have expressed increasing frustration over market access limitations and discriminations against foreign companies.

This is just another such normative docu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Early this year, it released the 《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which was viewed as Premier Li Keqiang’s efforts to further open up his country,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 summary of these 20 measures can be found here.

Given the increasingly tighten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thin China, it’s curious whether these measures would indicate significant policy change, or just indicate China’s desperation for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Mixed Ownership: Alibaba and Tencent among investors in China Unicom
        An FT report, Alibaba and Tencent among investors in China Unicom from the Financial Times, suggests that “China’s biggest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Alibaba, Tencent and Baidu, are investing $11.7bn in China Unicom,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wireless telecom, as they seek to revitalise the state-owned group with private capital.” In total,
        “Ten private and state investors will buy 35.19 per cent of the company’s Shanghai-listed unit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by purchasing both new and existing shares,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Wednesday. China Unicom’s shareholding in the listed unit will fall to 36.67 per cent from above 62 per cent.”
        This is part of China’s “mixed ownership” (混合所有制)reform, which aims to lure private capital into SOEs while keeping state control in those entities. Recent signs demonstrate that the so-called “state control” will be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State”.
FT: CCP and Corporate Charter

Two recent reports from the Financial Times descripe how the CCP, China’s ruling party, seeks direct control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China’s Communist Party writs itself into company law, 14 August 2017, at https://www.ft.com/content/a4b28218-80db-11e7-94e2-c5b903247afd
  • China’s Communist Party seeks company control before reform, 15 Auugst 2017, at https://www.ft.com/content/31407684-8101-11e7-a4ce-15b2513cb3ff

On how the CCP currently plays a role in the coprorate governance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e Wang, JiangYu,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cember 1, 2014).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7, No. 3, 201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574111.

A general, yet rather negative overview of China’s state-owned economy, see “China’s state-owned zombie economy”, at https://www.ft.com/content/253d7eb0-ca6c-11e5-84df-70594b99fc47.

45% tariffs on China

President Trump said several times he would impose 45% tariffs on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market once he became president. See:

Donald Trump Says He Favors Big Tariffs on Chinese Exports

But he backed down a few times. See: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60108/c08first-draft-donald/en-us/

Donald J. Trump said he never suggested imposing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good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us/elections/fact-check.html?_r=0&_ga=1.166668024.73202110.1474360137#/factcheck-64

Asked about his proposal for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goods, Mr. Trump sai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45 percent cam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us/elections/fact-check.html#/factcheck-49

 

See also:

ECONOMIC TRENDS

How a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Would Ripple Through American Life

Experts Warn of Backlash in Donald Trump’s China Trade Policies

 

新加坡种族歧视法律

The Real Singapore duo charged with 7 counts of sedition

212

Ai Takagi and Yang Kaiheng with lawyer Choo Zheng Xi (image - CNA)

Ai Takagi and Yang Kaiheng with lawyer Choo Zheng Xi (image – CNA)

The couple behind socio-political website The Real Singapore (TRS) were charged today, 14 April, with seven counts of sedition and one for failing to produce documents to an officer from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26 year-old Singaporean Mr Yang Kaiheng and 22 year-old Australian Ms Ai Takagi were charged with publishing seditious articles on TRS between October 2013 and February 2015, which allegedly had a “tendency to promote feelings of ill-will and hostility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Singapore, name, between ethnic Indians in Singapore and Philippine nationals in Singapore”.

Mr Yang and Ms Takagi were said to b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content on TRS.

One of these articles, published on 4 February, claimed that an exchange between the police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during a Thaipusam procession earlier this year was sparked by a Filipino family’s complaint that the drums played during the procession upset their child.

The named contributor, who was also interviewed, later commented on another site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a Filipino family were untrue.

Another charge was for an article titled “Exposed: Puppy Murderer Works in Healthcare Industry, Her Company Hires Mostly Foreigners”.

The article claimed that one company “hires more foreigners than locals”, and questioned if the company had “given fair consideration to Singaporeans”.

Ms Takagi was said to have falsely attributed the article to one “Farhan”.

The couple also allegedly failed to produce documents such as revenue information for advertising on the website on 26 March.

Bail of $20,000 each was offered and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12 May.

Under the Sedition Act, the duo are liable for a fine of up to S$5,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up to three years, or both, if convicted for the first offence. As for the charge under the penal code, they are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of a maximum of one month, or a maximum fine of S$1,500, or both.

Adapted from media reports.

 

從新加坡看台灣的族群問題

──族群和諧與共榮

 

 

 

洪鎌德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

郭俊麟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前言:海島型的移民社會──新加坡與台灣

 

「海島型的移民社會」,顧名思義,是以渡海而來的外來移入人口為主要特徵的社會型態,而且外來的移民遠比已經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還要多。也因為從海外來聚了各地不同的族群,相對地帶來了不同的日常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特定的地域範圍內,同時集聚複雜且多元的文化,正是「海島型移民社會」的主要特色。

婆娑之島──台灣,被葡萄牙人稱做「福爾摩莎」(Formosa),也是一個以移民和海島國家為主要面目的「海島型移民社會」。早先除了居住在島上的原住民外,後來逐漸移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岸各省的墾殖移民。由於受到中國戰亂以及另覓生機的影響,從大陸各地移入的人口逐漸增多,也就從彼岸帶來了各省不同地域的文化和風俗。與台灣有此類似情況的國家,就是我們南鄰的新加坡(Singapore)。又稱獅城或星島的新加坡,四面環海,北隔柔佛海峽(Johor Strait)與馬來西亞相望,同樣屬於「海島型移民社會」。她的面積雖然只有台灣的六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但種族結構、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卻比起台灣更為分歧且複雜,尤其是族群間先天存在的膚色差異,更容易區辨彼此不同的族群歸屬。

但今日新加坡並沒有因為複雜的種族結構,而造成國家發展的阻礙,多元文化的社會型態反而成為發展的動力,而非阻滯發展的瓶頸。新加坡在複雜多元的種族結構下,卻能維持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且社會和平。1964年,新加坡也曾發生族群間的衝突對立,並且造成相當的死傷,但1965年獨立建國後,棘手的種族問題在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有效地解決。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即是新加坡在種族結構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如何促成族群間的和平共存與和睦相處?新加坡政府的種族政策為何?是否具有吾人借鏡參考的地方?對於台灣的族群和諧有哪些啟示?

 

壹、新加坡種族的分佈與結構

 

新加坡號稱是英國人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Raffles)於1819年登陸開埠的。自開埠以來,新加坡人口即呈倍數性的增加。由於萊佛士的移民墾殖策略和利用新加坡本身地理位置的優點,吸引了四周鄰近民族紛紛移入這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1]。其居民除了馬來原住民外,各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相異的生活型態,使得新加坡有「小亞洲」、「亞洲民族的大熔爐」和「東方人種博覽會」的稱號,這種因民族和地理因素的交融,造就了今日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語文和多元文化的特殊人文色彩(郭俊麟,1997:35)。

從中國大陸南方各省、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印度大陸和斯里蘭卡等地移入的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歐亞混血種(Eurasians)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伴隨著佛教、道教、基督教、興都教和伊斯蘭教等構成了新加坡的主要宗教。目前新加坡有兩百八十餘萬人口,住在大約六百四十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其種族上的分佈情形為華族三百零九萬(佔77.7%)、馬來族三十八萬(14.1%)、印度族十九萬(以淡米爾族為大宗,佔7.1%)、其他種族二萬九千(歐、美、日本、阿拉伯人等1.1%)[2](洪鎌德,1994:22-23)。

位處馬來文化世界中心的新加坡,華族並非一開始便佔人口比例上的絕對優勢。例如,在1824年新加坡被英國殖民帝國所佔領而成為海峽殖民地時,只有八千人左右,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弱(31%)。但經過一個半世紀後,華人數目膨脹,今日已成為中國、台灣之外,在世上由華人所建立的第三個國家。儘管新加坡政府極力撇清,不願以「第三中國」自居,堅持本身為多元民族、新興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仍無法否認她以華族為主體的事實[3]。若是再加上其他外籍人士二、三十萬人,則這個小島已有近三百萬人口的居住。表1.1和表1.2為新加坡歷年各個種族的人口變化和宗教信仰的人數統計。

 

表1.1:新加坡種族人口變化表

 

單位:千人

年份 華族 馬來族 印度族 其他民族 人口總數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6%)

303.3
1947 729.5

(77.8%)

113.8

(12.1%)

71.9

(7.7%)

22.9

(2.4%)

938.1
1993 2228.6

(77.5%)

407.6

(14.3%)

204.1

(7.1%)

33.5

(1.1%)

2873.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表1.2:1980年和1990年新加坡各族之宗教信仰

 

單位:%

                年代

宗教

1980 1990
華族    
     基督教 10.7 14.1
     佛教\道教 72.6 68.0
     其他宗教 0.4 0.3
     不信任何宗教 16.3 17.6
馬來族    
     回教 99.6 99.7
     其他宗教 0.3 0.2
     不信教 0.1 0.1
印度族    
     基督教 12.5 12.8
     回教 21.8 26.3
     興都教 56.5 53.2
     其他宗教 8.2 6.9
     不信教 1,.0 0.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在華族人口中,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海南話和客家話是華族主要的方言團體,福建人和潮州人控制新加坡主要的商業活動,廣東人則專營木工、農耕和裁縫業等。與華族的方言團體一樣,其他種族團體內還包括許多分支。馬來原住民有波亞尼人(Boyanese)、爪哇人、布吉人(Bugis)、巴達人(Batak)、岷昂卡巴人(Minangkabau)和從馬來半島移居來的馬來人,他們主要信仰回教並遵奉馬來文化。印度人也包括淡米爾人、馬拉亞利人(Malayales)、特列古人(Telegus)、旁遮普人(Punjabs)、班加利人(Bengalis)和辛海利人(Singhales),他們主要信仰興都教,但也有傑尼教(Jainism)、錫克教、回教、賽巴巴教(Sai Babaism)和基督教,印度人的宗教信仰較為複雜。在三大族群之外的其他種族,則包括早期殖民的英國和歐洲各國的後裔、歐洲人和亞洲人混血的歐亞混血種,他們主要信仰基督教和猶太教,另外還有戰後居留下來的日本人(洪鎌德,1996:4-5)。上述新加坡複雜的種族結構中,每一族有每一族的特色,每一族內又包含許多次級文化。這種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對新加坡政治領導的影響是政府必須採取均衡穩定的多元種族政策,否則族群問題將是影響新加坡社會穩定的一大關鍵因素(郭俊麟,1997:38)。

 

貳、新加坡政府種族政策的發展歷程

 

造成新加坡大量移民湧入,而變成種族多元的移民社會,乃是肇因於大英帝國的殖民開墾與勞工政策,特別是急需外來勞工協助進行膠園、棕櫚、錫礦之培植與開採。其結果是由南中國、南印度、爪哇島和馬來半島湧入大量的勞工(洪鎌德,1996:4)。

華族由於逐漸超越其他種族而成為星洲人數最大的群落,並且是經濟上與社會上最具有主控力與活動力的社群。反之,馬來人雖然是星洲的原住民,今日卻成為該島最大的少數民族,遭逢社會與經濟的困難,而成為弱勢或獲利最差的族群(Lai Ah Eng,1995:16)。馬來族的弱勢與華族的強勢,相對地影響到其他位於新加坡周邊以馬來族為主體的國家,以及她們對於新加坡如何有效平衡種族問題的看法。

隸屬於脫離殖民地邁向獨立的新興國家行列之新加坡,可以說是「國家民族」(state-nation)之一典例。換言之,新加坡的種族及其關係,除了歷史演變之外,最重要的是受到政治的塑造。1965年,新加坡在前一年的種族衝突後不久,脫離了馬來西亞聯邦而宣布獨立。在面對島內外政治局勢的衝擊下,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刻意要進行國族建造(nation-building)。其首要之工作就是協和華、巫、印三族,使三族人民不要再只認同其本身的種族、或原來的祖國,而應改稱新加坡人、新加坡公民。最多冠以華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華人,巫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馬來人,印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印度人等等,其用心即是希望儘早促進新加坡國族的建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國家,而不是馬來人的國家,不是華人的國家,也不是印度人的國家....(Josey,1981:141)。

像新加坡這樣一個新興的「國家民族」,先有國家形式,才協調國境內語言、文化、宗教、習俗迥異的三大種族,成為萬民一心的國族(nation),這就使政府的建國工程困難艱巨。為此主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不得不採行有利於國家認同的政策,也主張「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的立國精神。此一立國精神是行動黨執政領導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提供三大種族分開但又平等的地位[4]。換言之,政府固然鼓勵三大種族彼此之間通婚和居住在同一社區,但無意改變他們在種族中自稱隸屬何族,這就是分開的地位之意。至於平等則強調在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機會平等,絕對不允許人數佔優勢的華族一枝獨秀,而任其他族群感受難以發展與不平的待遇。任人唯賢與成就取向即是新加坡政府向來取材用人的一貫標準。

「多元民族」是瞭解新加坡種族和諧政策相當重要的概念。維繫多元民族的理念以及塑造國家意識形態一直是執政的行動黨領導菁英不敢輕忽的課題,國族建造(nation-building)從獨立建國時代開始即是政治領導人奮鬥的目標,亦為吳作棟等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所努力的目標之一。行動黨領導精英採行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立國精神,以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為基礎,確保新加坡各個種族在法律之前不分族群皆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各族有權發展和保存既有的語言、文化、宗教和生活習慣(洪鎌德,1996:12)。新加坡開國元勳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指出,在1965年時行動黨所採取的種族策略是:

一、消除新加坡華族所強調的中華特質(Chineseness),以避免其他種族和鄰國視新加坡為中國海外勢力的延伸;

二、賦予馬來族以原住民(bumiputra)的身分,尊重馬來族的生存地位;

三、在憲法之前各族地位一律平等,確立新加坡為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語言的國家;

四、透過經濟的蓬勃發展與成長,讓各族均蒙受其利;

五、行政、司法和官僚體系都應反應種族的敏感性,不論種族背景,唯才晉用(Vasil,1995:29)。

1988年10月,當時擔任第一副總理的吳作棟在對行動黨青年團的演講中,首次提到新加坡應該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national ideology)。吳作棟認為新加坡應該:

形塑屬於自己的價值觀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然後把它在學校、工作場所和家庭中當成自己的生活之道來加以教導。這樣我們就有一套原則,可以團結各族,並指導他們向前行進(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1988.7-10:15)。

那麼何謂新加坡的國家意識?根據當年(1988年)黃金輝總統的說法是:

把社會放在個人之前,以協議而非爭吵的方式解決彼此的爭端,確定種族和宗教的容忍和和諧,有必要將這些核心價值具體底落實到國家的意識形態裡,這一形式化的宣示將使新加坡人團結,而成為吾人獨特的、與眾不同的的特色。這也是我們的命運,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國家的意識講授給所有的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Ibid.:21)。

所以行動黨以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凝聚國民共識,用以化除各族的「本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國家意識形態」是一種超乎種族身分之上的國家認同意識(supra-ethnic national identity),一方面希望全體民眾能夠瞭解國家歷史發展的背景,另一方面也作為團結民眾力量的基礎,這是新加坡政治領導人一種開明、務實的領導作風(郭俊麟,1997:175)。新加坡今天在種族的和諧政策上獲得成就,進而逐漸形成國家認同,將種族歧視和種族差異降至最低程度,自然能夠在穩定和睦的社會環境下,大步地發展國家建設,這是值得許多正在面臨族群和國家認同問題的國家借鑒學習和參考觀摩的地方(洪鎌德,1994:85)。

 

參、新加坡政府種族政策的施行措施

 

觀諸新加坡政府採行的種族和諧政策,包括下列五個面向(洪鎌德,1994:36-51):

一、教育政策

教育是新加坡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施政和民眾關心的焦點。新加坡教育制度的三大目標之首即為消除不同種族的歧異,增強種族的共同經驗,俾認同和效忠新加坡。其次才是提供知識、技能、價值給學習者。第三是增進各種族和各社群獲取教育的機會,締造受教育的機會平等(Gopinathan,1987:196-232)。第一和第三個目標都是在消除種族的歧視和不平等,以創造種族和諧的機會。

早期新加坡學校的設立是以種族和語言為基礎,例如華文學校、巫文學校等。但從1960年代開始,同時有以兩種語文教授的「統合學校」(integrated schools)設立,至1972年已有107所統合學校出現。這種學校的特色是同時包括了兩族、三族甚至四族的師生共同生活與學習,不再僅限於單一種族和單一語言的教學型態。將各個族群同時置於一個學習環境裡,這有助於促進彼此的認識和瞭解,進而達成文化交流的目的,破除種族與種族間的籓籬。

目前新加坡政府已放棄「統合學校」的稱謂,而改稱英語源流、華語源流等學校,這是為配合下面所要敘述的「雙語政策」而採行的措施。

二、語文政策

新加坡的國語明訂為馬來語,國歌的歌詞也是馬來文[5]。三個主要族群和其他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和英語則被政府明訂為官方語言,這是為維護新加坡國內種族和諧所採取的權宜措施之一。每一個種族所使用的語言都獲得政府公平合理的對待,政府官方文書以四種語言公佈,媒體新聞也以四種語言發佈消息。在這四種語言中,英語是唯一中立而不代表任何族群的語言,所以新加坡政府特別鼓勵用英語作為各族溝通的工具。英語的使用有助於學習西方科技知識,以及和他國發展貿易,在講究各族平等的立場上,英語的使用也較為中立。在政府的重視與推廣下,英語的應用能力在新加坡成為決定個人升遷的重要因素,也一直是新加坡社會最佔優勢的工作語言(dominant working language),雖然不具國語之名,卻有國語之實,因此有人稱英語是新加坡「實際上的國語」(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Kuo,1977:10-33;Llamzon,1977:33-45)。

1966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小學雙語教學(bilingualism)的政策,由家長在四種官方語文中,選擇兩種語文:「第一語文」和「第二語文」作為子女學習的依據。受到英語能力逐漸關係到個人就業和升遷的影響,通常家長選擇英語作為第一語文,母語則為第二語文。在英語至上的社會風氣下,家長多不願意自己的子女花太多時間去熟悉自己的母語,因為唯有把英語學好才能「出人頭地」,單只熟悉母語則只有「前途堪慮」。

原本是要消除各族歧異、塑造國家意識的雙語教學政策,雖然尊重母語,但最後卻突出了英語,而且受到許多批評。通曉英語不失為接納西方文明、從事工商貿易發展的方便之門,但卻也因此對母族文字和文化的疏離。對東方價值的忽視,導致新一代的年輕人成為無根的一代,最後才有提倡「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和「推崇儒家思想運動」等東方傳統思想的次第出現,以解決吸收西方文明後的弊端。

三、文化政策

新加坡政府目前還沒有一種為各民族普遍接受認同的文化,而是各族文化並存共榮。新加坡政府文化建設的長期目標是在存異求同,也即在保留各族文化的優點(敬老尊賢、安貧樂道)之同時,逐步建立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單純文化。這種文化不但具有國際性、開放性、包容性、堅韌性的性質,還有利於新加坡各族的團結合作。

在實質性的文化活動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各族特有的節慶時,舉行文化藝術展示活動,提倡各族的文化風俗。媒體報導各族的飲食、衣著、生活習慣和歷史傳統,增進各族的瞭解。媒體也配合政府的種族和諧政策,以各種不同的語文來出版、傳播訊息,以供各族選擇參考,各族在電視媒體或報章雜誌都可獲得以母語報導為主的資訊。對涉及種族、語言和宗教等敏感問題,傳媒也相當小心謹慎。

四、住宅政策

組屋(住宅)政策是行動黨1965年執政以來,凝聚各族和形成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之一。組屋對化除各族自建社區、自成聚落的種族藩籬,有著重大的貢獻(Hassan,1969:24)。

1989年新加坡政府宣布,自1989年3月以後組屋社區將採取種族比例原則,分配公寓給各族住民,其目的在於培養種族包容與和諧。新社區和每棟公寓的種族比例如下:

(一)華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84%,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87%;

(二)馬來族:每一社區最高額為22%;每棟公寓不得超過25%;

(三)印度族和其他族人:每一社區不得超過10%;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13%。

不同的族群共同生活在一個組屋社區裡,有助於增進彼此的互動交流。政府也在組屋社區中設立「居民委員會」(Residents’ Committee),專門為組屋居民服務,經由廣泛的舉辦體育競賽、社會和文藝活動以加強居民間的社區精神(Foo-Law et al.,1994:184)。各族的組屋居民因為活動的舉辦,更加地緊密聯繫,增進彼此間的熟悉和瞭解,化解歧視和誤會。

五、人事政策

新加坡政府內政治領導群的組成成員和國會內的議席,必須顧及種族比例的因素。行動黨每次大選都會提名馬來人、印度人或是混籍的候選人參與競選,內閣成員中也反應多元種族的色彩(徐本欽,1988:42)。但這常造成政黨提名的兩難,一方面,政治人才的選拔要建立在「任人唯賢」的制度基礎上,另一方面也僅有少數符合資格者有意願進入政治圈。為能讓任何族群團體都有代表發言的地位,政府的人事提名和任命就必須考量制度的公平性和公開化,保護少數族群的政治權益因此變得相當重要。若是這些努力遭到挫敗,就可能帶來某些族群社團的反彈或疏離,並且嚴重地影響到種族利益的和諧。

近年來為了維護少數族群的政治權益,以及塑造國會中多元種族的形象和特色,執政的行動黨推出了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GRCs)的選舉制度,其目的是要確保國會中至少有最低人數的少數族群代表[6]。透過集選區的選舉制度,少數族群的代表可藉助其他非少數族群的候選人的力量,以「組合」的形式同時當選,也就不會因勢單力薄或支持人數不足而落敗,無奈地被排除在國會之外。現任(1997年)的副總裡陳慶炎說明了集選區設立的概念以及設立的理由,他說:

國會中不只要有大多數人〔華族〕的聲音,也要確保有少數人的聲音。

政府當初設立集選區的概念,就是因為過去幾次的大選,少數種族候選人有難以進入國會的趨勢。

我們確保少數種族不會覺得被忽略,我們也保證他們的意見和觀點能在國會最高決策中聽到,他們的利益能在國會裡得到足夠的照顧(新加坡《聯合早報》,1996.10.14)。

 

肆、台灣的族群和族群問題

 

作為「海島型移民社會」的台灣,主要組成人口是以閩南、客家、大陸其他地區的移民,以及居住在平地與山地部落的原住民為主,各族群的比例分別是70%、16%、12%和2%。從這項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閩南(也就是俗稱的河洛、福佬)佔各族群的多數地位,原住民的人口反而居於各族群之末。

早期的台灣社會,同樣發生族群與族群間的衝突和嫌隙,如閩南與客家、客家與原住民等都曾發生械鬥。國民政府退守統治台灣以後,帶來另一批「新住民」,又造成另一波族群與族群的對抗。而這一波所謂「本省 VS. 外省」的族群鬥爭,由於受到統治政權的刻意壓抑與迴避,許多先前發生的仇恨與對立,深烙在每位受害者的心中。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言論的自由開放,過去「敏感」的省籍問題在今天逐漸被攤在陽光下,一一地被反省和思考過去的失當與誤解。

從早先的省籍問題一直到今天的族群問題,吾人所要思考和努力的目標是如何去建立和形塑屬於台灣本土各族群間共存、共榮與共享的「國家民族意識」,以化解和消除各族群間的誤會、衝突與嫌隙。台灣目前雖然沒有像新加坡一樣存在著複雜、尖銳且歧異的語言、宗教和風俗問題等等可能造成他國的干預和立即且破壞的危險,但過去由於統治政權的錯誤與失當,造成各族群間的不瞭解與不尊重,族群與族群間產生觀念上的鴻溝,弱勢族群的文化被強勢族群的文化所遏制而逐漸消失等問題。

由於時代環境的轉變,目前台灣有出現「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這種現象相對刺激到其他外省或弱勢族群,不能否認的這是過去錯誤的統治手段和政治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近來所謂「出頭天」的字眼有時讓非閩南人的其他族群感到不舒服,深怕又是一種文化壓制另一種文化的企圖。

台灣的另一個族群問題是原住民問題。過去一直被所謂「漢族文化」壓制的原住民文化,由於受到漢化的影響,原住民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逐漸消逝。但原住民文化目前有逐漸被受到保護和重視趨勢,這是值得肯定與增進族群和諧的努力方向之一。

吾人應修正過去的錯誤的觀念而不分彼此,尊重各族群的意見和聲音,破除種族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寬容代替壓迫,以尊重代替歧視。過去被稱為方言的母語應重新獲得正視,弱勢族群的文化應予以保留和維護,而增進各族群的互信互認應從教育著手,從瞭解各族群的文化,到尊重各族群生存的利益,進而認同這塊土地和國家。

 

結語:台灣如何向新加坡學習

 

本文撰寫的目的,在介紹與提供新加坡處理種族問題的經驗,作為吾人促進族群和諧的參考借鑒。新加坡經驗雖然不能完全適用於吾國環境,但其中某些大原則和實際措施,仍有可以作為吾人參考學習的範本,施行細節則以配合實際的國情與需要來擬定。茲將新加坡促進種族和諧的基本精神與原則申述如下,以作為本文的總結:

一、各族平等對待,政府任人唯賢

新加坡政府應用一種更包容、更寬容的態度來促進族群間的和諧共存。政治領導人隨時警覺各族之間的反應,讓各族文化都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發展,以和解寬容(accommodation)代替吸收同化(assimilation)。績效政治(meritocracy)和任人唯賢是新加坡國家統治的原則之一,人不分種族、血源和膚色,一切以個人的能力表現作為拔擢和淘汰的標準(Kajairi,1989:16-17)。

政府人事任命依據個人的能力表現作為取才的標準,而不是依憑先天膚色或種族優勢,少數族群政治權益的保障則予以重視。以台灣的原住民為例,不論是人力或資源都無法與其他族群競爭,如何在制度與資源挹注上予以協助,正是全民以及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克制種族沙文主義,避免族群間的嫌隙與衝突

新加坡政府採取嚴厲的防範措施去禁止任何破壞種族平衡的思想或活動。以最新一屆的1997年新加坡國會大選為例,即有華族候選人鄧亮洪因提出提昇華文優越地位的訴求,而遭到行動黨的抵制與打壓,其理由是深怕「華文沙文主義」點燃族群間的猜忌與誤解(《亞洲週刊》,1997.1.6:54-59)。為能維持各族的和諧,新加坡的政治領袖大聲疾呼每個人都要超越個人宗族社會的歸屬意識,培養「新加坡人」(Singaporean)的觀念,而不是狹隘的血源歸屬感。政府對這些挑起種族糾紛的種族主義份子則施以嚴格的控制和懲罰,不讓他們有所行動。李光耀說:

持有種族沙文主義思想的人在我國雖然只佔少部份,但如果不加以抑制,讓這種思想繼續滋長,過了五到十年,它可能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因為人們對種族和語言的感情是不容易抑制的,感情用事一定會帶來災難(《中國時報》,1997.1.3)。

在台灣的選舉中,常有候選人試圖挑起省籍情結、或族群糾葛,雖然可以激起少數選民的認同,但卻是有弊無益,往往更加深了族群間的衝突對立。吾人以為現在應是各族群團結合作的時候,而不是爭吵互罵的時候,「新加坡人」正團結底努力向前挺進,身為「台灣人」是否應該摒除狹隘的蕃薯和芋頭心態,而共同團結起來急起直追?

三、培養互相欣賞與認同,促進族群信任與瞭解

新加坡族群的互動與關係,固然有民間社會自動自發、透過日常生活而展開與形塑,更有政治國家(政府)經由政策落實而強制貫徹(imposition)的較小部份。這種多元種族的交往之趨向,常展現其相反相成的特質:一方面大家對於異質性(heterogeneity)和歧異性(diversity)抱著欣賞的態度,而樂意和平相處;但另一方面也堅持本族的特色,強調族群的傳統價值,而與他族進行競爭的不認輸的性格,這就是新加坡人特有的「驚輸心態」(kiasuism)的表露。換言之,在新加坡諸種族的關係既有和睦相處表現寬容自信的地方,也有競取優勢,追求族群卓越,乃至呈現緊張的態勢。對這類種族關係,新加坡人欣賞感激者固然有之,排拒困惑者也為數不少。但這兩者並非絕對的矛盾,可以同時並存。

執政的行動黨政策是推行多元的文化民主之原則,這是凝聚不同種族為國族建造(nation building)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或立國精神。換言之,講究國家與社群的重要性大於各種族、各族群的重要性;藉國民認同來減緩族群認同;通過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或更高層次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例如重視家庭的價值、傳統的價值、勤儉的美德、敦親睦鄰的精神、仁人愛物的博愛精神等,來使各族體認和睦相處的道德基礎,都是政府在精神上灌輸給新加坡各族的意識。

四、認同土地,關懷鄉土

在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的種族和諧政策獲得相當的成就與成果,塑造出屬於「新加坡人」(Singaporean)共榮、共享、共存的「國家意識形態」。認同土地、認同種族和認同國家是移民社會的新加坡人之所以愛國、守法,進而贏得尊嚴和世人讚佩的主要原因。獅城的心魂表現在政府與人民對於這個島國的熱愛,對於國家前途的充滿希望。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吾人是否應該對台灣這塊土地多一份關愛,多一份疼惜。新加坡經驗告訴我們尊重、認同與包容是維繫族群和諧的基本原則,破除種族沙文主義,以寬容的方式代替同化的手段。同處在台灣島上的人民,不論是移入的先後順序都是台灣人,認同這塊土地,進而發揮團結的力量,正是吾人共同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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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香港)

《聯合早報》(新加坡)

[1] 關於萊佛士的移民墾殖策略,參見下文。

[2] 新加坡統計局有關人口的種族分佈表中的最後一項「其他」欄裡,即是指早期英國人或歐洲(葡、荷、法、西班牙等國)人士的後裔,也包括歐洲人與亞洲人的混血(俗稱歐亞混種人,Eurasians)和猶太人,以及獨立後定居於新加坡的日本人等,不過基本上以歐亞混種人為主體,他們講英語,信奉基督教、猶太教等。有關星島歐亞混種人,參考 Myrna Braga-Blake 所編《新加坡歐亞混種人:回憶與期待》, 1992年。

[3] 所謂新興民族國家(newly emerging nations),乃是印尼前總統蘇卡諾在1955年對美蘇兩霸的冷戰不滿,而搞出的一個「第三勢力」,也即所謂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企圖結合亞、非、拉美等新近由殖民地變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以對抗由美、蘇主控的聯合國。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便稱為新興國家。

[4] 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的英文字眼,與〝multi-ethnicity〞(多元種族)或〝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mulitiethnic society(多元種族的社會)、multiethnic community(多元種族的社群)是同義的,在說明一國之內種族繁多,文化、語言、宗教、習俗、傳統殊異。在此必須說明的是〝multi-racialism〞若翻做「眾多的種族主義」,在文意上可能有負面的義涵,故在此翻成「多元民族」。

[5] 規定馬來語作為國語的原因可追溯至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在1956年的新加坡市議會上曾建議將馬來語訂為國語,為了延續這項傳統,人民行動黨執政後就以馬來語作為國語。參考顧長永著,《東南亞政府與政治》,1995年,第150頁。

[6] 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GRCs)的選舉制度,係依據1988年新加坡國會通過的《小組議員法案》(Team Members of Parliament Act,Team MPs)以及《集選區法案》(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 Bill),為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而設計的選區制度,由各個政黨推出四人成為一個組合,這四人當中至少必須包含一位少數民族,例如馬來族、印度族或其他由「總統府少數民族權利理事會」(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認可的少數民族,選民再由各黨推舉出的組合中投票給自己喜歡的候選人組合,得票最多的組合贏得該選區的全部議席。參考《亞洲週刊》,1996年10月14日,第63頁。

新加坡:多元化政策收到一体化效果[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11-04 | 浏览(825)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年轻的移民社会。其国内虽然存在复杂的种族、民族关系,但是总体和谐稳定,被广泛认为是东南亚地区处理民族问题较成功的国家。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政策在确保各族群享有平等权利、提高各族群的整体素质,以及培养新加坡人意识等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一、新加坡建国与民族构成背景

  民族问题是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1965年建国之后,新加坡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改造成不以族群划分的新加坡国民,构建统一的新加坡人意识,实行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因此,民族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新加坡民族政策的几个特征

新加坡是一个历史较短的移民社会,各族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尖锐复杂。能否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因此,政府主要采取了民族平等、尊重多元文化,避免种族歧视等措施。同时,还赋予马来族原住民身份,消除新加坡华族特质。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最终选择了“多元一体化”道路。

(一)体现“多元化”的民族政策

新加坡重视“机会同等”,保护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参政权利。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保证少数民族始终有代表进入议会。如保证每个选区同时选出3名议员,其中至少有一名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在语言政策上,政府规定有4种官方语言,即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新加坡在承认民族差别的同时,不鼓励依赖“特殊照顾”,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平等”。但同时,政府也注重普及马来人的教育、培训等,并给低收入的马来人家庭提供一些特殊照顾。

(二)打造“新加坡人”,实现国民“一体化”

新加坡努力追求基本的“政治价值观”认同,打造“新加坡人”,使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趋于一致。政府在承认“民族多元化”的同时,强调国民的“一体化”;为了冲淡民族差异,合并不同民族的学校,将英语定为各族人民共同学习的中立语言;同时,推行“种族混合居住”,促使互相了解,加强团结,培养共同的居民意识。

三、新加坡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新加坡政府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为社会和谐奠定了相关的法律保障。在新加坡,大民族的谦让为民族平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华人虽然为主体,但其语言却并不是国语;尽管华人掌握国家政权,但政府从未给华人任何特权。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制订政策和法律时,避免使用“少数民族”的概念,而使用“多元种族”的提法,避免主观歧视。另一方面,禁止“种族歧视性”的条款出现。例如,在增进族群融合的社会实践中,国家法定假日的制定上充分考虑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企业招聘中明令禁止出现年龄种族等歧视性条件。同时,为了遵循各族群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法律和政策原则上,没有针对某一族群的特殊条款或照顾性条款。例如,针对新加坡公民出台的“组屋”申请政策和“组屋区种族”比例政策,取消了“照顾性”条款。学校教育中也提倡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儿童共同学习,不搞特殊化。 (曹剑)

(编辑:李莉)

【新加坡眼】新加坡如何维持社交媒体的“和谐”环境?

2014-10-14 新加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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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交媒体乘势而起,成为全世界网民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然而,社交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在给人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分享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发表不负责任言论,谩骂、贬损、欺侮他人,甚至宣扬恐怖主义的活动比比皆是。鉴于此,多国通过法律行政和商业监管等手段,力图加强管控社交媒体。日前,环球网特别推出“国外如何管理社交媒体信息”系列策划报道,向网友介绍别国经验,并与网友共同探讨如何促进社交媒体的健康发展。本期介绍新加坡社交媒体管理情况。

到新加坡观光旅游,在游人如织的唐人街“牛车水”,您很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句话:“Singapore is a fine city”。在售卖旅游商品的店铺里,到处挂着印有这句话的纪念文化衫,还有一些钥匙扣和印章的小纪念品上也有类似的文字。

从字面上讲,这句话像是在说“新加坡是一座极好的城市”,其实这是普通的一句话,为何要印在纪念衫上呢?

如果问一问周围的新加坡人,他们定然先会心一笑,然后解释说:这是一语双关,因为“fine”也有罚款的意思。这句话也是在自嘲,在新加坡,因为法律条款覆盖面极其广泛,事无巨细,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条例,会遭到罚款。打个比方,如果您在社区的有棚走廊抽烟,就违反禁烟条例,可能面临200新元罚款,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有意思的事情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延伸到对互联网方面的管理,却有一套不同的思路。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由2003年成立的新加坡传媒发展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MDA)管辖。传媒发展局有两大主要职责,一是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管理和规制,确保青少年远离不适宜内容,维护社会道德标准,鼓励行业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实施良好的产业政策,提供好的环境,鼓励创新,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根据传媒发展局官网的政策总述,传媒发展局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清简”式的柔性管理方式,尽可能减低对互联网内容和使用的干预,使得互联网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新加坡的社会媒体渗透率和使用率非常高,主要流行的是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Linked In以及Pinterest 等网站,根据新加坡本地报纸《Today》的报道,新加坡网民社会媒体的渗透率在2014年1月就达到59%,在社会媒体用户数量庞大的24个国家排名中第二,远远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在手机即时通讯市场,WhatsApp, Line以及微信等,都有十分广泛的用户。针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社交媒体用户,新加坡并没有专门针对社交媒体服务商和社交媒体用户制定或者颁布法律条款。

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新加坡的《互联网运行准则》(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商,不论是新闻内容网站,还是社交媒体网站,都应统一遵循《互联网运行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运行准则》中关于互联网内容的说明,大致将互联网服务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制作和上传内容的网站,比如新闻门户,这类网站能够自己控制自身平台上的内容。这些服务商需要在上传内容之前考量内容是否符合新加坡政府关于信息传播的相关条款;对于已经存在网络的文章,要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删除和屏蔽。第二类是对自身网站或者平台内容无法控制的网站,针对这些网站,部分关于信息管制和传播的条款不适用。比如Facebook,Twitter等,大部分社交媒体网站,只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基本上是“用户生产内容”,这些网站不必预先监视或者审查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有不适宜言论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服务商只需按照免责条例配合政府进行处理。

对于社交媒体网站的用户个人或者企业而言,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依据现有法律,基本上都有法可依。新加坡的网络、手机、后台均采取实名注册制。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煽动法》以及有关种族问题的规定等,适用于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比如最近,33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鄞义林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一系列质疑新加坡政府不正当使用公民公积金的文章,遭到了李显龙总理的“诽谤”起诉。李显龙指控鄞义林影射李总理身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局主席,失信于新加坡国人,要求鄞义林删除文章,公开致歉并要求诽谤损害赔偿。这里且不论鄞义林和新加坡总理孰是孰非,只是说明,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新加坡基本都有可以依据和参考的法规规范来对公民言论做出衡量,进行管理。

对于手机即时通信软件而言,新加坡的市场状况和中国具有一定区别。微信新加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但是尚未成为主流,而其他流行的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大部分则不具备微信的公共账号功能。所以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在新加坡还不具有太强烈的公共平台属性。

从法律层面来讲,总体上新加坡政府尽量避免干涉互联网包括社会媒体网站的行业发展;在对社会媒体的使用上,依靠已有的关于公民行为的法律准则,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和使用进行管理。

新加坡从多方面着手加强网络健康,成立行政组织,广泛听取社会意见。面对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转变,新加坡政府2012年8月成立了媒体通识理事会(Media Literacy Council)。媒体通识理事会一方面极力推广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健康使用教育,引导公众对网络媒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出适宜产业发展的政策。21位理事会成员都是来自商界、社交媒体从业者、教育界和社区组织的代表,他们主要负责使用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咨询媒体从业人员、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社区等主要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的关注点和诉求。2014年7月,新加坡媒体通识理事会就与Facebook合作,推出了一份面向本地青年的社交媒体手册——“分享前三思”(Think Before You Share),旨在让青少年了解如何更安全且负责地使用社交网络,避免所分享信息中的不当内容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引导方面,新加坡政府积极引导、国家为先,避免冲突、种族和谐等社会价值观。由于新加坡多种族社会的复杂性,种族言论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2012年10月,新加坡职总会员部(NTUC Membership)的女性管理人员张爱美(Amy Cheong)在个人的Facebook页面留言,抱怨楼下的马来族人婚礼庆祝持续数天,噪音嘈杂,并声称此类结婚仪式50新元就能办妥,便宜的婚庆仪式是新加坡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结果就是这样一条发言在新加坡社会媒体上被疯狂转发,引起轩然大波,公众对她的种族歧视言论非常愤怒,导致她第二日即遭公司开除,最后不得不远走澳大利亚暂避风头。职总会员部作为政府下属企业,在事情发生后,向公众致歉,并表示对种族歧视言论零容忍。

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于互联网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政府采取一贯积极的方式,极力为国际大公司比如Facebook等,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投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本地创业者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务实的态度,自身也积极融入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变革,在多个社交网络平台都设有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账号,与民众进行互动和沟通。

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建立,倡导行业自律,遵守行业规范。新加坡十分重视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利用教育资源,成立志愿者组织,对家长进行教育辅导,促使他们能够对孩子在互联网的活动以及使用时间等进行更好的调节和引导。

新加坡“软接触”管理互联网

  新加坡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较早,早在1997年,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在新加坡开始普及。根据世界互联网数据 (Internet World Stats)机构的统计,新加坡的互联网普及率在2013年达到77.2%,大大高于东南亚国家40%的平均水平,在亚洲仅次于韩国和日本。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在2013年的《世界信息技术报告》中,则把新加坡排在了第二的位置,体现了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重视和应用的程度。因此,对互联网这一“无国界空间”的管理以及使用,很早就纳入了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

  新加坡对于互联网以及随后衍生的社交媒体例如Facebook, Twitter的管理,采用了一种“软接触(light touch)”的方式,即政府不承担主动大范围管控互联网和网上内容的责任,而通过发布指导意见、行为准则等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引导互联网从业者、社交媒体、网民进行自我管控。而政府部门则退居到幕后,通过其他渠道教育网民,并支持互联网从业者发展壮大。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作为网络媒体的直接管理者承担主要的教育引导责任,而新加坡资信局则承担通过财政和技术手段支持互联网从业者发展的责任。

  不过,在1996年通过、并仍然有效的“互联网分级自动许可”制度帮助政府机构对网民和社交媒体保留了法律上的管理关系。该制度自动将每一个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或内容的企业、机构和个人作为许可的接受者,也就是说每一个新加坡网民和网络服务商都因为这样的自动许可而必须在法律意义上遵守同网络和社交媒体有关的规章制度,发布于1996年的《互联网行为准则》就是这样的规章之一。因此,当政府认为某些内容不适合在网络或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有权要求内容提供者删除此类信息。新加坡政府对不适合内容的的定义是:有害于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和谐,或有悖于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

  2013年5月,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发布新的规定,用以应对迅速增长的网络自媒体和新闻客户终端。新规定要求所有新闻网站都必须向政府申请经营许可,并上交5万新元(约25万人民币)作为保证金。除此之外,当政府部门认为某些网络内容不适宜发布,内容发布方必须在24小时之内删除。新规定对于新闻网站的定义是:连续两个月平均每周至少发布一条有关新加坡的时事新闻、并且每个月来自新加坡IP地址的访问量在5万次以上的网站或客户端。

  这一规定的实行,在新加坡新闻从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除了像雅虎新加坡、MSN新加坡、亚洲新闻网这样的专业新闻网站之外,很多一些民间的网络论坛成为了新规定范畴当中所谓的新闻网站。对于一些没有大量财政支持的论坛管理者来说,5万新元的保证金无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24小时删除的指令,更是被一些网络博主和海外媒体指责是新加坡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方式。

  另外,新规定并未明确说明网民的私人博客、Facebook账号下发布的新闻观点和评论是否也算是“新闻网站”。对于此,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在其官方Facebook账号上澄清称“在个人网站和博客上发表的新闻观点并不在新规定的新闻网站范畴当中,因此不必申请许可”。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Facebook上的发布内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有约束性的条款,而且政府在对新规定解释的模糊措辞使其在日后的推行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弹性空间。

  虽然该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网站,但时任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的雅国博士在接受《商业时报》的访问时曾表示,要在未来一两年内将这一规定拓展到在国外注册、但是把新加坡作为主要市场的新闻网站。因此,《经济学人》在对新规定的评论中质疑,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改变对互联网的“软接触”管理策略?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项改进的规定是为了提高互联网从业者的要求,对网络内容提出更严格的标准,将新媒体、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一视同仁。

  除了对互联网从业者进行监管之外,媒体管理局作为新加坡互联网的直接管理者,也对网络内容进行持续的过滤和审查。新加坡象征性的禁止了新加坡用户对100个含有色情和其他不适宜内容的网站的访问。但是,正如另一位前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吕德耀所说,政府所做的只是表明不支持的态度,并不会通过大范围的技术手段阻碍用户网络访问。

  新加坡政府对于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近年的由网络引起的纠纷中,诽谤占了相当的比例。被告一旦最终被法庭判决有罪,则要支付数目很大的罚金。曾经有过学生在网上发言攻击老师,最后被查出是诽谤。鉴于学生还未成年,法庭从轻判决社区服务。除了网络谣言,政府也对煽动种族、宗教仇恨的网络内容严厉打击。2012年,一位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的职员在Facebook上发布针对马来族裔的种族歧视语言,这个帖子除了立刻被勒令删除之外,这名职员也被所属的部门解雇。

  更多时候,新加坡政府对网络环境的维护依赖于网民的自我管理和互联网服务商的配合。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学校、社区、网站、论坛,对网民进行教育和引导,鼓励网民在网上主动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有序。多起由互联网发帖引起的纠纷,都是由于发帖者无法承担网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主动删除涉事帖文的。

  对于新加坡来说,互联网并不只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被政府视为一项战略性产业,要把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的媒体和信息中心(Mediapolis)。因此,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仍然是支持网络建设和信息化,帮助本地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维护网上空间的秩序。

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管理的宽与严

在网络已经全面渗透进社会活动空间的e时代,社交媒体也成了人们平时沟通,获取信息,表达看法的一个最主要平台。中国近日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作为当下最盛行的网络社交工具之一—微信,首当其冲被认为会收到较大影响,因此该条例也被广为流传为“微信十条”。

网络监管问题一直是各国不断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管得太松,会对社会稳定,舆论导向甚至国家的安全带来隐患甚至损害;管得太严,又给大量需要网络自由度的网民带来不变,也使当局的民主形象受到影响,进一步导致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其进行谴责或干涉。中国“微信十条”的出台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眼下微信风头正劲,各种不实信息被大量转发,甚至是带有诽谤意味的谣言也被广泛传播;再者,由于微信覆盖面广,门槛低,让小生意者从中看到谋利空间,将之演变成宣传产品,公布购买信息的低廉商业平台。三年前席卷中国社交网络的微博,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和中国一样,新加坡也有人们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比如facebook 或者twitter 之类的。那么,新加坡社会有没有这些滥用网络资源的现象?而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为全球网络占有率和使用率人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对电子网络一体化的发展十分重视。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应用,都已深入百姓生活当中,为日常社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的运用,大多数新加坡民众依靠它来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传达感情。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非常善用社交媒体平台来体察民情。有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政府各部门及官员建有网站300多个、facebook账号200多个、YOUTUBE账号100多个。作为国家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开设的公开认证账户,每发一次信息,就有近3000-6000的跟帖或“赞”。当局对时政的态度,对遇难者的悼念、慰问,或是对民众意见的反馈,甚至总理出访的一些逸闻趣事,都在李显龙总理的facebook主页上有所体现。facebook俨然站在了新加坡实时动态的最前线。更有甚者,曾经就一中国留学生在facebook上“辱骂”当地人的事件,新加坡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排外情绪一度升温,当事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通过总理在facebook上的发言,才“调和”了大家的情绪,排外思想也得到了缓解。

由此可见,从民间普通百姓到精英人士到管理阶层,新加坡社会对社交媒体都非常依赖。这一方面有赖于当局对社交媒体的推广和重视,以及电子网络一体化设备在新加坡得到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媒体的严格监管,依法管理,从严处罚,从另一个角度保障了新加坡网络空间的正常化。

早前媒体对新加坡的网络监管制度就做过许多类似的相关报道。在1996年,新加坡颁布了《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主体分类、审查责任以及政府配合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第一款特别惹人注意:禁止播发“有违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和谐以及新加坡法律所禁止的其他内容”。这两部法规也为后来新加坡互联网的管理包括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管理打下了基础。

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可以这样形容:有一定宽容度,但一旦违规便面临严惩。也就说,踩在灰色地带或是出界一点,当局或许会容忍;但是一旦踩了底线,便会依法严惩。那么,什么内容会触及底线呢?

-有损社会治安稳定 和国家安全的言论;

-破坏种族和谐,损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的言论;

-恶意损害领导人形象的内容;

-发布色情暴力污秽的内容。

关于第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会施以严厉的处罚外,新加坡政府联合监护人也主动出击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安全。1999年新加坡成立了志愿者组织互联网家长顾问组,由政府出资举办培训班,鼓励家长指导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家长也欣然积极配合,这一道政府、家长合力建起的屏障帮助未成年人的网络世界净化了不少。

除了这几点外,其他的抱怨、投诉或者不满情绪的宣泄,都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比如地铁发生故障问题,影响了民众出行,这样的投诉不仅不会视为底线,而且会被当局采纳,接受意见并作出合理解释。

在商业广告问题方面,新加坡民众所用的网络工具与该公司的规定密切相关,还是以facebook为例,如果要推送广告文,则需要产生相应的费用,加之新加坡民众对网络文化达成了普遍共识,将个人账户用作宣传商业信息平台的例子还并不多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新加坡人口较少,范围集中,管理也更直接有效,法规条例一旦出台,鲜少有人对此置若罔闻,行事会更加谨慎。但另一方面,虽然新加坡向来以“法治”、“铁腕”风格著称,但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却并非那么不近人情,留一些余地和空间给网民们,掌握好这中间的尺度同时,也积极利用这一管道与民众沟通,这是新加坡针对自己的国情制订出的相应对策,但或许对中国当下的社交媒体管理也能带来一些启示。

(来源:环球网,作者:叶依宁)

特稿:新加坡种族和谐面临新挑战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07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经常提醒年轻一代国民谨言慎行,以避免挑起种族间紧张关系。

老祖宗有云: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个千古流传的道理,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里仍颠簸不破。

日前因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一名新加坡女子就因出言不逊,冒犯了马来族群,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甚至连总理李显龙也出面谴责。这事件足见网络的杀伤力,也显示种族问题仍牵动新加坡社会的敏感神经,但也有人认为网民以及政府的反应过激。

网络失言

这名37岁女子张艾美原在新加坡工会组织全国职工总会任助理署长一职,上周日(7日)下午她在网络上留言,粗口辱骂马来族在政府组屋底层举办婚礼太多天,扰人安宁。她还指马来族承办这类婚礼仅花50新元(约40美元),更表示如果婚礼不那么廉价,离婚率或许也不会那么高。

原本以为自己纯粹只是在个人页面上的宣泄,却没想到在短时间内言论被广泛转载,闹得满城风雨,不但成为新闻人物,职总也立刻划清界限,在不到24小时内将她开除。李显龙更通过个人Facebook谴责这名女子的言论,并表示支持职总的决定。

不过,在一片讨伐声中,有人认为张艾美已得到了惩罚,应该饶恕她。也有人不认同职总开除她的做法,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而认为应该让网络言论去压制任何具仇视性的言论。另外也有评论指出,如果每当有人发表不恰当言论,大家都神经过敏,展开围剿,这其实反映出大家对所生活的多元社会没有信心。

多元文化

这名女子并非第一个因发表种族歧视性言论而引起争议的人,在这之前已有几个年轻人因发表煽动种族情绪的言论而被判刑,但在官方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这名女子显然没有引以为鉴,说出了不符合身份的言论。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华族人口占7成以上,马来人以及印度裔则分别约占14%以及10%,其他则为少数族群。

由于新加坡在1960年代因种族之间的纠纷导致多次种族暴乱,政府一直担心种族问题一触即发,因此维持各种族间的和谐一直是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的工作。

独立后的新加坡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各族间的相处也相当融洽,虽然人们私下会对各族为保持和谐所必需作出的容忍稍有埋怨,但多数人还是会有意识地对“政治不正确”的种族性言论避而远之。

新加坡政府也经常提醒年轻一代国民在种族课题上谨言慎行以避免挑起种族间紧张关系,不过一些年轻人则将这番呼吁视为是陈腔滥调。这部分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出世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建国前后的动荡,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成长的青少年有时候在网上口没遮拦,成了在维持和谐工作上让政府头疼的一族。

新加坡 好政策促族群关系和谐

本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李  宁

2013年09月23日03:29    来源: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报道,新加坡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最近对4000多名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进行的一份联合调查显示,96%的受访者可接受本地华人为同事,93%的人能接受本地马来人、印度人或欧亚裔为同事。关于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交圈,六成非华裔能接受跟本地华人通婚,91.5%的受访者表示对跟本地华人成为好朋友感到自在,84.7%愿跟本地马来人成为密友。在接受不同宗教信仰方面,民众的自在度都在90%以上,例如对佛教徒是96.9%、伊斯兰教徒94%。

新加坡族群和谐度高与政府大力增进各族群间相互了解密切相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各族群和谐相处。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遗产,也是维护民族特性的主要标志,族群平等首先体现在语言政策上。本报记者日前赴新加坡采访时对当地地铁标识使用中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语这4种语言印象深刻,看似复杂的标识体现出对各个族群的尊重,即使是只懂本民族语言的新加坡人也不会因为看不懂标识而烦恼。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政府在建设组屋(经济适用房)时打破了各族群集中居住的模式,为形成多族群和谐相处奠定基础。根据规定,迁居到组屋区的居民必须采取抽签制,以确保每一座组屋都有比例均衡的各族居民,每个组屋邻里和各座组屋的各族群居民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以鼓励各族居民之间互相交往。

为加强各族群间相互了解,新加坡政府将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接下来的一周则是“种族和谐周”。其间,新加坡各个社区组织和学校举行各种活动,介绍不同种族的传统文化,宣传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学校会设置介绍各种族文化、习俗的摊位供学生参观,食堂会出售各族传统的食品,学校还鼓励师生穿上不同于自己种族的服装,以增进不同族群文化的了解。政府还设立各种专门博物馆保护各族群文化遗迹。各个族群传统节日,如华人的春节、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等都被列为法定假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加坡的民族政策既强调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多样性是指各族群语言文化都能得到充分尊重,统一性指的是对各族群同属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比如,各族群都有保留自己语言的权利,但大家又都可以用英文这个通用语无障碍地沟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洪指出,新加坡在促进族群和谐方面“从娃娃抓起”,各族群的小朋友一起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从小相互之间就没有陌生感。组屋还经常举办社区活动,促进新加坡人了解各个族群的风俗习惯。

新加坡政府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规定,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是新加坡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之一。新加坡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主席再努丁表示,本次调查凸显三大特点:首先是种族和谐不仅仅是种族容忍,它应以互相尊重、了解、信任和建立跨族群友谊为基础;其次,调查所创立的新指标让新加坡有了新坐标来衡量种族、宗教关系;第三,这项调查凸显新加坡在处理民族和谐问题时的优势与不足,让新加坡人有机会更清楚审视自己的态度、政策和计划等,更好地维系族群关系。

(本报新加坡9月22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3年09月23日 22 版)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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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与国族之间:
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梁永佳 阿嘎佐诗
新加坡人从小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 Pledge),在集会时,他们要把右拳放在左胸口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这信约是新加坡一代文胆、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在新加坡建国不久起草的,内容旨在时时提醒新加坡公民要有共同的追求。但信约的内容也无疑承认了,新加坡存在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换句话说,这个东南亚岛国存在两种身份:以语言、宗教、文化等特征为标志的种族(race)和以现代公民为标志的国族(nation)。
本文要探讨的,正是新加坡的“种族”与“国族”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新加坡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处理种族及连带的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具体制度的逻辑及其后果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是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处理种族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其独特的立国困境。这一方针并非刻板、抽象的原则,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断修正更新,动态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体现了一种工具性。但是,政府在建设国家认同的努力中,始终难以消化“种族”和“国族”的张力,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的研究十分丰富(Benjamin 1997[1976]; Chiew 1997[1985]; Chua 1995, 2003a; Goh 2011; Hill and Lian 1995; Lai 1995),也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Chua 2003b)和台湾地区(洪鎌德 郭俊麟1997)的比较,但还较少专门从“国族”与“种族”之间的张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缺乏与中国大陆的比较。我们试图做一尝试。
本文着重分析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的含义和逻辑。新加坡是一个宪政国家,法律的执行力度和对腐败的控制举世闻名。因此,与很多制度运行低效的国家相比,对新加坡政策本身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应实际情况。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大致指新加坡各种族在法律、政治、社会、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平等原则与和谐理念。此处,“种族”(race)一词在该国普遍使用,有时也与“族群”(ethnicity)混用,基本同于后者,并没有欧美场景中的“种族”所具有的贬义。“多元种族主义”也类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Goh 2011)。因此,本文在多数场合下沿用“种族”一词而不是“民族”、“族群”或“文化”。
偶然独立和种族矛盾导致国族建设困难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这是“多元种族主义”的一个前提。历史上,新加坡虽然时常因贸易而导致人口聚集,但一直不是一个定居地(Miksic and Low 2004)。1819年成为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代表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来到此地,利用马来半岛的政治矛盾,从廖内柔佛(Riau-Johor)苏丹手中购得这个被称为“淡马锡”的小岛(阿嘎佐诗 2007:28-30)。购买手段虽受到争议,但马来人却因此丧失了对该岛的所有权。新加坡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人口由1819年的150多人(120名马来人,30几名华人)增长到1871年的97,000人,华人也成为主体(56%),并在1921年达到75%。从此以后,新加坡的四个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人,人口比例基本稳定在75:13:9:2。这些人都是移民,在英帝国开埠之前也没有一个政体,甚至没有固定人口,其殖民化并非武力征服,而是商业开埠。因此,虽然新加坡地处“马来世界”(Nusantara),虽然华人占据四分之三强,但马、华两族都称不上对新加坡拥有特权,更不用说其他种族了。
新加坡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颇为偶然。1957年,英国政府兑现二战期间的承诺,让马来亚(Malaya)独立。而与马来亚经济一体、政治密切的新加坡则保留在英帝国内,并于1959年获得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自治权。李光耀(Lee Kuan Yew)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并执政至今。为了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华人民族主义势力,李光耀力主新加坡加入马来亚。马来亚首相东固·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也担心左翼势力坐大,同意将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北文莱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大英帝国,将新加坡的“SI”两个字母放入新的国名,成为马来西亚(Malaysia)的一部分。但是好景不长,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分歧很大。马来西亚处处突出马来人的土著特权,并以马来语为国语和通行语言,华商又因与苏加诺独裁政府过于密切而遭到排挤。新加坡华人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与此同时,新、马两地的种族冲突在合并后持续恶化,东固首相逐渐感到无力驾驭局势,终于要求新加坡退出联邦。1965年8月9日,在与东固会面之后,李光耀悲伤地宣布新加坡独立,并一度哽咽失声,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立场面。
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困难。新加坡缺乏“想像共同体”的基本素材。首先,新加坡一直属于大英帝国,并一度属于马来西亚联邦,本土民族主义从来不是选项。其次,新加坡的三个主体民族来自三个强大文明,且都已经获得独立,民族主义强烈。很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刚刚迁来不久,或者只是移民二代。他们各自忠于自己的“母国”,到此地只是谋生或躲避战乱,对新加坡缺乏认同,时刻准备回“家”。要说新加坡有民族主义,那只有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既没有一部殖民之前的“史前史”可供追溯,也没有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血泪史”可供夸耀。新加坡的独立是被迫的、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没有人为独立流过血,因此也没有光荣可言,连英雄纪念碑或无名烈士墓都无从建造。最后,独立后的经济前景也十分黯淡。新加坡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的转口,英军在此时撤出更使当地失去了至少五万个工作机会。新加坡不仅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可供开发,连淡水都无法自给自足。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国家认同上几乎处于“赤贫”状态。
更为头疼的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英国殖民者分类管理的做法,使新加坡形成了各种族聚居区,如华人的牛车水、马来人的芽龙、印度人的小印度等。日本占领的历史和新加坡随后的合并、独立,导致种族冲突加剧。1950年12月,新加坡法院裁定13岁的女孩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抚养权归属其荷兰天主教亲生父母。玛丽亚二战期间被其生母交给一个穆斯林家庭养育,她只懂马来语并且一直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当她在圣母像前祈祷的形象公布之后,穆斯林社区发生骚乱,马来人和少量华人走上街头袭击欧亚混血人,酿成18人死171人伤的严重种族骚乱。另一场骚乱同样与日据时代有关。日本军队在占领期间(1942-1945)将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区别对待,要求前两者成为顺民,促使大量马来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但华人则受到严厉镇压,数万人被怀疑支持中国本土的反日斗争而惨遭日军杀戮(Blackburn 2005: 92)。日本战败后,共产主义等左翼政治理念在华人当中传播很快,更加剧了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并随着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激化。1964年7月,在穆圣诞辰庆典的游行过程中,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发生冲突,导致23人死亡,454人受伤。有人认为这是新、马分家的导火索(Lee 2011: 262)。总之,如何发展经济、防范种族冲突、建构国家认同,成为新加坡成立之初的当务之急(Chua & Kuo 1991)。
多元种族主义是一种国家治理术
为处理棘手的种族问题,新加坡建国之初就将“多元种族主义”确定为宪法原则。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民族权利总统理事会(PCMR)”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45年以来,“种族和谐”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舆论中无孔不入,总理和政府官员、议员在国会辩论、施政演讲、国庆集会、社区视察等几乎所有场合,都不忘连篇累牍地强调“种族和谐”,强调和谐来之不易,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强调种族和谐的国家之一。实际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何新加坡如此不遗余力地突出它的“多元种族”特性,并在公共政策中如此彻底地贯彻多元种族主义原则呢?答案就在于,多元种族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家治理术。用蔡明发的话说,多元种族主义被塑造成一种“公共的善”(Chua 2003a)。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定义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殖民时代的人群分类,并非仅仅四个种族,有时人口统计竟然可以多达200多个。新加坡正式认可的四个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族)是一个斯科特(1998)所说的“国家的视角”,其目的在于避繁就简,其代价是也正是斯科特所说的“地方知识”(Metis)的流失。
由于冷战环境,使得新加坡必须避免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制造“第三个中国”(当时很多国家仍然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使用“华人”(Chinese)是为了强调与“中国人”或“汉族”的差异。在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多数来自闽粤两地,但他们基本是按方言聚集的,主要为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三种方言,此外还有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方言社区。其结社方式既有家族又有地域,甚至有同姓结社,形成新加坡著名的“宗乡文化”(Liu & Wong 2004)。华人的宗教活动也千差万别,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组织,也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此外,早期华人移民也在长期的本地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即近年蜚声海内外的“巴巴娘惹”)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多受马来文化影响,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李光耀就来自土生华人家庭。因此,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
华族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新加坡独立后,实行“双语制度”,即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同时,要求各种族必须学习自己的“母语”。华人由于方言众多,政府就规定“普通话”为华人母语,要求华人子弟学习,并禁止媒体使用方言。这导致不少“地方知识”的流失。首先,很多从小说方言的华人不得不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普通话,但收效并不理想。虽然政府曾开展过“说普通话”运动,教育部也多次降低华语门槛,甚至取消高等学校入学中的母语考试,但由于英语在谋生方面的优势,使得很多新加坡华人长期轻视普通话学习,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一直算不上很多,只是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才有所改善。其次,由于方言的边缘化,导致大量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失去就业机会,很多家庭在祖孙之间无法沟通。笔者经常能在新加坡的公共熟食中心,看到老年华人守在无声或声音很小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台湾的方言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往往长达数百集,深受华人欢迎。但由于必须用普通话配音之后才能播出,以至于这些老人无法听懂,只能看华文字幕!总之,华人之间的公约数被指定为“普通话”和华文,“华族”因此也是用语言创造出来的种族。
“马来人”(Malays)内部也有区别,可以分为爪哇人、巴达人(Batak)、博亚人(Boyanese)、武吉士人(Bugis)、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和马来半岛人,但其公约数并非通用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Bahasa),而是被定义为“伊斯兰教”(新加坡华语沿用“回教”)。也就是说,一个不说马来语的穆斯林华人、南亚人或阿拉伯人,都成为马来人。为了平息马来人的挫折感和回应来自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压力,新加坡规定马来人享有宪法赋予的土著身份,马来语也被定为“国语”,国歌也用马来语写成。但是,根据双语政策,非马来族公民无需学习马来语,以至于很多国民并不太清楚国歌的内容是什么。可见,马来族是通过“宗教”想像的。
新加坡的“印度人”(Indians)更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南亚次大陆的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虽然人口很少,但却无法用“语言”或“宗教”统一。虽然多数印度裔人来自印度南部或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地区,并且信奉印度教,但印度种族中,也有锡克教、耆那教、赛巴巴教、佛教等教徒,说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作为大英帝国的扩张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各个民族长期向亚洲、非洲,甚至太平洋群岛迁徙,并在客居地以殖民者的面孔出现,与英国殖民政府紧密合作,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印度人”认同(Metcalf 2007)。新加坡政府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认同。政府建立了印度教(新加坡华语称“兴都教”)和锡克教等宗教基金会,又允许他们以各自语言为母语。印度人虽少,但他们却成为重要的“第三方”,避免了华人和马来人矛盾过于明显,也为多元种族主义的“多”字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其他人”(Others)是指不能归为上述三种的种族,其主体为欧亚人(Eurasian)。他们的数量很少,多半是英、葡、荷、西、法等欧洲人与亚洲人的混血后裔,此外还有少数独立后入籍的犹太人、日本人等。这些人的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2万5千(2010年),占总人口的3.3%,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常与印度人放在一起。
总之,新加坡使的“种族”并非体质差异(种族一词的本意),而是语言(华人)、宗教(马来人)、地理(印度人),或者“三者皆非”(其他人)的区别。“多元种族主义”的工具性十分明显。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对华人和马来人尤其如此。对于华人,政府致力于消除其内部亚族群组织和泛华人组织,边缘化其语言,力图将华人分解为一个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华人自开埠以来,以迁出地或姓氏为单位,自行组织了各种祠堂、宗乡会、商会,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华文教育体系,课本也直接从台湾或者香港运来。辛亥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在华人中间有巨大影响,秘密会社的活动在不同职业中十分活跃,中国国家认同较强。上至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很多华人终其一生只说华语。全岛最大的华人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更于1955年创建了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聘请林语堂为首任校长。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认为如果强化国家认同,就必须拆解华人组织。政府于是以国家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逐渐取代这些组织的功能,并以“华人沙文主义”为名关闭大量华文报纸,还以普及英文教学的方式排挤华文学校。最终,政府以中文文凭不具备竞争力为由,关闭了南洋大学,使很多华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这些举措,使华人不再具有完整的自我更新体系,不得不通过“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府。
政府对马来人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将其组织起来,以共同体身份与国家产生关系。在法律上,全体马来人属于一套特别的法律体系管辖,即《施行回教法法令》(AMLA)。根据这一法律,马来人的最高权力归“回教事务部长”(Minister for Muslim Affairs),下设“新加坡回教理事会”(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马来语称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oura),其中包括“回教法庭”(Shariah Court)的“回教宗教司”(Mufti),负责与伊斯兰法律有关的事务。这一机构管理包括清真寺和伊斯兰婚姻在内的宗教和家庭事务。作为具有土著地位的马来族,马来语教学对全体国民免费,但马来人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弱势(Lai 1995)。政府拨款通过马来议员建立机构,提高马来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曾一度负责解决吸毒问题。(后来由于新加坡动用重刑禁毒,使毒品在新加坡基本绝迹。)
作为传统聚居区的马来社区,则受到有意的拆解。此处,将“community”理解成有地域含义的“社区”还是无地域含义的“共同体”十分重要。实际上,拆解马来社区是创造马来共同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处涉及新加坡闻名遐迩的“政府组屋”计划。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就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负责拆除村落和贫民窟,大规模建造廉价公寓楼(新加坡称“政府组屋”),并以99年为限出售给家庭。这一计划获得极大成功,既避免了政府承受巨大财政负担,也让民众有了自己的家。今天,高达85%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中,新加坡也因此成了少数几个成功解决住房问题、消灭贫民窟的城市,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但政府开发组屋,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散传统的种族聚居模式。从1989年3月起,政府更为严格地实施打散方针,规定组屋必须按固定的种族比例出售。其中,华族在每个社区比例不得超过84%,每一栋组屋公寓楼内不得超过87%;马来族分别为22%和25%;印度族和其他族一起,不得超过10%和13%。
政府组屋计划旨在拆解传统社区,让各族比邻而居,增加了解,打破社区封闭性。但这一举措主要受到影响的是马来人。穆斯林习惯上在清真寺周围聚居,并在局部成为多数。实行组屋计划后,马来人和印度人在任何地方都成为永久少数,而华人则在任何地方也成为永久多数。这一计划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组屋转手的时候,经常因种族配额已满而无法卖出好价钱。而且,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经常无法在组屋附近找到可以分享宗教和传统知识的同族家庭。
政府对于马来人的另一个特殊措施则与马来人在区域内的微妙地位有关。新加坡马来人基本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议员、社区领袖经常评论在新马来人的境遇,而新加坡马来议员常常反唇相讥。2001年,新加坡总理评论在新马来人学校成绩优于马国马来人,导致马来西亚传召新加坡驻马大使。在新马来人由于同马国和印尼的穆斯林有着“兄弟情谊”,很多人有着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以至于政府对他们在国家安全上心存戒心。新加坡从1968年开始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度,中学毕业的男子一律服役两年,但马来人直到70年代才允许服兵役。政府的理由是,一旦与邻国开战,马来族军人将处于两难境地:是向新加坡国民开枪,还是将枪口指向邻国的穆斯林兄弟。可以说,通过独立法律体系和专门阁员的方式,马来人和新加坡国家之间植入了一个中介。这与处理国家与华人关系的做法相反。
虽然存在专门针对某一种族的政策,但总的来说,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新加坡特别重视保护少数种族,以体现各族平等的政策。例如,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必须平衡种族身份,其份额甚至具体到分支部门。所以,在新加坡工作,你会发现同事中3族俱全,尤其那些稳定的工作位置更是如此。公共服务设施也必须有4种文字标识(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国家媒体必须有4种语言频道,公共熟食中心必须有3种食品供应,清真和非清真摊位相邻但又严格区分餐具,公共卫生设施必须有能满足3个种族习惯的装置。此外,政府还会动用《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持宗教和谐法》,起诉那些公开发表破坏种族和谐言论的人,包括外国人,甚至在国外发表危害新加坡种族和谐言论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遭到起诉。在政治权利上,新加坡于1988年引入“集选区”(GRC)制度。在集选区参选的政党,要推出4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其身份必须经过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认可。得票最多的组合“通吃”整个选区4个议席,共同进入议会。这个制度,保证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简化原则,方便国家治理。种族的分类原则各不相同,对待种族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多数政策和原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制定的,并不一定惠及或伤及所有种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视,且不遗余力地将多元种族主义贯彻到方方面面,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种族成为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见到且需要处理的因素。
国族与种族的张力
无处不在的“多元种族主义”,将国民的种族身份固化了。长期以来,一个新加坡人必须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一个种族,一般根据生父的种族确定。一个人要学习本族语言和英语,熟悉本族的风俗习惯。这使种族身份不强的家庭也可能产生种族意识强烈的后代,或者让种族意识不强的人持续处在焦虑之中。例如,一个华人基督教徒要熟悉被其宗教排斥的华人民间宗教节日。一个从小只说英语的华人,可能因为不懂“母语”而遭到奚落。一个沾过酒的马来人,更要面对马来共同体的巨大压力。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曾在给笔者之一的课程作业里写道:“我有一个印度名字,因为我父亲是印度族,但我却长着一副华人的面孔,像我母亲。在机场打计程车的时候,督导员经常以为我们是两拨人,把我和母亲指向一辆车,再把我父亲指向另一辆车。我跟母亲说海南话,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说英语,我的泰米尔语一直不好。”强制单族归属的政策,导致种族互动困难,个体难以摆脱种族标签所施加的压力。种族之间只能共处,无法融合,彼此了解仅流于表面。多元种族主义突出“集体间平等”的原则,而不是个体间平等。所以,上面几个例子中,本属个体权利的语言权利、宗教权利、饮食权利,都不得不让位于集体权利。蔡明发称之为“社群主义意识形态”(Chua 1995)。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族认同。早在1976年,本杰明就用韦伯的“理想型”模式,分析了多元种族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准确地预测到,过分强调种族将使身份固化,融合困难:“紧紧抓住多元种族的社会模式不放,等于关闭了其他非种族的社会模式……有些人或许多多少少已经厌倦了专门为多元种族主义生产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他们终究会在脑海中冒出些奇思怪想,构想出某些与多元种族主义相反的非种族模式。问题在于,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否灵活到足以允许人们做出这样的改变”(Benjamin 1997[1976]: 80)。 身份固化导致“种族”与“国族”之间持续存在紧张关系,使国族认同的资源捉襟见肘。因为语言、宗教、服饰、饮食、艺术、家庭模式等领域都已经贴上了种族标签,可供“新加坡特性”(Singaporeness)占领的空间变得非常少。政府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四十年来推行了众多促进国族认同的政策。除了世界各国司空见惯的国族认同手段,如国家象征、纳税、服兵役、普及教育等,新加坡还尝试了不少独特的国族建构政策,有的行之有效,有的半途而废。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将英语设为通用语言,又将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设为官方语言。逐渐形成了用英语交流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以英语作生活语言。政府将殖民者的语言普及化,是因为英语的“中性”,可以避免华语或者马来语造成的、其他种族或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英语也使得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经济快速起飞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所谓英语的“中性”,只是在种族意义上说的。能讲好英语的人,多出自中产阶级或精英阶级。由于英语在华人中的普及,原本英语程度较好且与殖民政府合作紧密的印度人,逐渐失去了在政府部门中的优势地位,英语也成为日常使用的语言。但是,多数人的英语语法简单,有自己的口音,很像洋泾浜,新加坡称之为Singlish。即使英语已经成为多数人的母语,Singlish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随处听到。政府多次开展“说好英语”运动,但收效欠佳。吊诡的是,政府反对的Singlish,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新加坡特色之一。很多普通新加坡人都喜爱Singlish,认同其地方性。精英中也不乏以Singlish为豪的人。
像“说好英语”运动这样的计划,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贤人制度(Meritocracy)。政府以“现代主义”为旗帜,特别强调国民之间的公平竞争、任人唯贤。“现代主义”在建国之初体现为“生存”的话语,政府要求民众为生存而努力奋斗。随着经济奇迹般的发展,新加坡迅速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代主义又从“生存”转换成了“繁荣”的话语。纯粹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竞争,成为每个国民根深蒂固的游戏规则,经济部门也成为国家超越种族的重要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并没有将“双语制度”视为过渡计划,而是作为基本国策,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长期推行。政府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称为“第一语言”),再规定学生以父亲所属种族的语言为“母语”(称为“第二语言”),专门开设母语语言课。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再一律使用英语。但是,掌握双语毕竟需要很多训练,所以这种教育的收效并不是十分理想。根据政府的一项调查,可以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新加坡学生在1978年还不到40%。教育部于是多次修改教学方式,但坚持双语教学的方针从没有改变过(Gopinathan et. al. 1998)。实行双语教育、尤其强调母语教育的原因,与多元种族主义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直接相关。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执政党对“西方化”产生焦虑,认为“西方文化”自私自利,过度依赖政府福利,充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必须用亚洲文化加以克服。而语言被认为是承载亚洲文化的主要媒介。
从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推行儒家伦理,希望从中建构一种国家认同。政府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儒家的集体主义伦理——勤俭持家、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孝敬父母等。政府指派副总理吴庆瑞组建东亚哲学研究所,斥巨资聘请华裔美国学者,开展儒家“现代化”的研究。教育部在中学推行“宗教知识”课程,要求学生从包括“儒教”在内的五门课程中选修一门,潜台词是由于华人多奉行儒家伦理,所以选修“儒教”课程的学生必然最多。此外,媒体也加大宣传,全面报道和转播儒学讲座。但整个儒学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华族以外的其他种族难以认同儒家导致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逻辑,也怀疑推行儒家的背后,可能意味着有意将华人主流化。因此,其他种族的学生几乎都不选修“儒教”课程。就连华族也并不买账,他们多数原本就对儒学知之甚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奉行儒家伦理”的新加坡,要从美国请“真正懂得”儒学的专家来帮助新加坡人学习。1989年的数据显示,中学三年级学生有44.4%选修佛教作为“宗教知识”课程,其中多数为华族;而选修儒教的只有区区17.8%,且全部为华族(Kuo 1996: 37)。90年代初,政府放弃了儒家复兴计划,淡化宗教知识课程,将“东亚哲学研究所”改造成研究中国政策的智库,媒体的报道也销声匿迹。
为了寻找新的国家认同资源,政府于1991年推出了《共享价值白皮书》,并获得国会通过。《白皮书》为国人确立了五大共享价值观:(1)国家高于共同体、社会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共同体支持并尊重个人;(4)以协商取代冲突;(5) 种族与宗教和谐(White Paper 1991: 3)。这些内容,延续了李光耀在1979年提出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概念被宣传为并非某一具体亚洲民族的价值,而是亚洲各民族的共享价值。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回避“儒家伦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将亚洲价值与所谓西方价值对立起来,突出“西方文化”的缺点和“亚洲文化”的优点。“亚洲”也逐渐成为新加坡的关键词,很多博物馆、文化娱乐设施、公司企业、研究机构等都以“亚洲”为名。这个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小国,却将国家认同建立在世界最大的地理概念上。
推行“亚洲价值”也面临困境。后工业时代的新加坡社会,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精神已经遍地开花。新加坡人平均婚龄越来越晚,生育率连创新低(Jones 2012)。这恰恰说明了,所谓“家庭观念强”并非现实。在2011年的国庆集会中,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批评有的年轻人竟然将父母送到养老院就完事大吉,甚至改变他们的住址和电话让养老院找不到他们。这种事情显然与“亚洲价值”格格不入,但在国庆集会中对全国讲出来,说明这已经成为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儒家伦理到亚洲价值,都使得马来人无法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话语(Chong 2002),而亚洲不少政府倡导儒家伦理或者“亚洲价值”,实际是为了维护集权统治(Dirlik 1995),目的在于否定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Englehart 2000)。实际上,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的主要困境,并非违反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西方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在于其本身的工具性无法深入人心(Kuo 1996: 297)。这些价值建构的目的性太明显,不可避免地将“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解释成某种有“内核”的东西,并论证这个内核穿越时空保留至今,潜移默化地指导人的行为,并且碰巧构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价值,成为亚洲各地祖先留给当代新加坡人的“礼物”。这是一种地道的机械建构、人为包装,一种自我东方化。既不忠于历史,也难以解释现实。
虽然政府的国族建构计划在八、九十年代效果不佳,但是多次大型调查都发现,如今新加坡大多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其次才是“种族”,在年轻人中尤为如此(Chua 2003b)。其中原因很多。例如,新加坡成年男性已经基本全部服过兵役,对国家的认同感普遍增强。全民义务兵役制度更让各种族士兵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过兵役的人,大都学会了用福建话说脏话,形成一种微妙的会党感觉,只是这种感觉体现为对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认同。以国防认同国家的理念,在年度国庆中更加明显。每年国庆庆典中,阅兵都成为重头戏(拉加 2007)。新加坡还以退役人员为主体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民防体系。1997年,新加坡通过《民防防空所法令》,规定住房开发商必须修建防空设施,以防备外敌入侵,有的政府租屋还将“一旦外敌入侵,请躲入此防空所等待救援”之类的文字,醒目地标注在防空所门上,时时提醒人们应该具有一种国家忧患意识。新加坡并非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拥有独立国防体系的国家。新加坡的国防,并非致力于打赢大规模战争,而是要做一只“浑身是刺的虾”。这种国防立国的手段很适合新加坡:既能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又不会像大国那样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
国家认同感提高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经济长期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今天,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五位,政府高效负责,其清廉程度连年名列世界三甲。政党在大选承诺中,可以具体到“将某组屋电梯翻修”这样的细致程度。总理和内阁阁员也常出面为选区选民解决公共福利设施之类的“小”事。新加坡成了一个富足、整洁、舒适、安全的国家。民众的自豪感大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劳力。2011年,新加坡518万常住人口中有193万是外国人。新加坡对外来劳力以月薪3000新元(约合15000元人民币)为界区分“雇佣签证”(EP)和“工作准证”(WP)两种签证。前者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待遇较好,政府也鼓励他们申请永久居民或者入籍。后者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东亚各国的女佣、建筑工人或小生意帮工,政府不鼓励他们入籍,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女性一旦怀孕立即遣送回国。尽管政府反复强调吸引外国人到新加坡工作是保持新加坡竞争力绝对需要的,但很多民众认为外国劳力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得票率创出新低,并破天荒地失去了一个集选区,据信这是国民对政府鼓励外国人就业的政策有关。在外国人与新加坡人的矛盾中,新加坡人的优越感增强,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全球化和国族认同的上升使人追问,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是否还需要延续下去。在1980年代,李光耀在一次论述新加坡种族融合问题时说,种族之间愿意通婚的人不会很多,所以,“如果你一个世纪之后回到新加坡,人们的样子可能变化不大”。但种族融合的速度比李光耀预想得快。1997年,新加坡的族际通婚已经达到全部婚姻的8.9%,到了2007年,已经有16.4%的婚姻为族际通婚。2001年,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一次讲话中说“我想重申,我们的国家目标仍然是不同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如今,“混合种族”将成为新加坡身份的新挑战(Rocha 2011)。内政部于2010年1月宣布,允许族际通婚的后代将父母双方种族联合使用,中间用横线隔开。这就是说,新加坡将出现“华-欧亚族”、“马来-印度族”等“混合种族”。虽然组合元素仍然是原有的种族标签,但显然在种族的“去本质化”方面,新加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余论:与中国的比较意义
因为历史、地理、制度差异很大,尤其是规模悬殊,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与中国基本没有比较意义。其实不然。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很重视借鉴新加坡经验,但还较少参考新加坡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新加坡的比较意义是明显的。首先,除中国以外,新加坡是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也就是说,从民族成分来讲最接近中国。其次,新加坡的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成功,比很多大国要成功得多。虽然各方诟病不断,但各个种族权益基本得到了保障是不争的事实。从1969年以来,该国再也没有发生过民族冲突。第三,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与常被中国学者关注的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其原则建立在集体间平等高于个体间平等的原则上。这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一制度也基本可以理解为来自这样的原则(汪晖 2008)。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国家小、“好管”,所以才有经济腾飞,才有安居乐业。实际绝非如此。新加坡有很多看似不可克服的挑战,其地理优势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完全可能走很多弯路,而且也经不起“折腾”。能成为今天这样,与政府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
2011年7月,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大陆学生,因网络上载的自制短片里,有嘲笑新加坡马来族女性“只会生孩子”等言论,遭到所属私立学院开除,并被反对党成员以“散布种族主义言论”为由报警。这个学生怕吃官司,马上发表道歉声明并立即回国。此事在新加坡曾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北美的多家英、中文媒体也做了报道。但在大陆,除了一家著名论坛做过转载外,其他重要媒体均未理会。无独有偶,几年前,一名大陆留学生参选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因发表“帮助同性恋变得正常”的言论,导致舆论一片哗然,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竞选。此事同样没有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
两件事涉及留学生的弱势处境、所在国政治环境等因素,但他们的言论,也同样反映了大陆教育中长期缺乏民族团结、平等、反歧视内容的事实。正是这种缺乏,导致留学异国的学生水土不服,到洋人那里“出洋相”。境内媒体和网络对此类事件的淡漠也至少说明了,歧视少数民族和少数群体的言论在大陆“算不上什么事儿”。如果说留学生的“洋相”不一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影响的话,那么这种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也可能导致中国民族间互动出现问题。在国内,类似上述例子中的言论也很少受到追究。国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有意无意流露出的民族不平等意识相当普遍,针对一个民族整体而不是针对个体的批评言论屡见不鲜。例如,说“五胡乱华”破坏了汉人的纯洁性,却不知很多所谓的“胡”,明明就是某些少数民族的前身。很多人仍然相信,有些民族在不久之前还处于汉族五千年前的水平,而且比汉族“能歌善舞”、“浪漫开放”、“神秘原始”。很多汉人或许不明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少数民族,为何不知道“感恩戴德”?很多少数民族成员大概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母语既叫“普通话”,又叫“汉语”?自己为什么也要算“炎黄子孙”?
新加坡并非不重视西方国家那些“民主、自由、人权”等至高无上的原则,但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却非常务实,在敏感问题上毫不马虎,力图防患于未然。新加坡并没有像欧美多数国家那样,通过不同族群之间的充分互动、讨论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来获得一种民族间和睦相处的理性。新加坡高度控制这种互动,严厉禁止对抗,不利于种族和谐的言论很容易遭到追究。这一点,与中国公共舆论中缺乏“多民族”敏感性的事实相反:新加坡在媒体、教育、社会政策上的种族敏感程度非常高,这使得国民在自己的言行中,很注意其他种族的感受。中国的多民族事实,多反映在政治制度上,较少反映在社会制度中,很少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多民族这一事实的能见度较低。普通国民甚至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多民族”的事实不太敏感。马戎(2010)列举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很多方面的“二元区隔”,由于少数民族在教育、政府工作、媒体等方面由于是被专门对待的,所以也就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新加坡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该国有着完善的落实法律条文的制度,如组屋制度、就业制度等,更有专门的总统理事会审查各项法律和规范是否体现了种族平等原则。例如,新加坡的双语制度同样强调母语的水平,这就防范了假报种族的问题。中国在落实有关民族法律规定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例如,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援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做的判决(张海洋:2006)。
最值得借鉴的,是新加坡从固化的种族身份走向了灵活的种族身份,允许族际通婚的后代将父母双方的种族联合使用。实际上,4个种族之一的欧亚人就是一个混合种族。新加坡的这种做法,正是梁永佳(2011)针对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去本质化”的含义之一。中国社会至今仍普遍认为,一个民族必有起源,有一部从远古走来不断进化的历史,有自己的地域、经济生活、宗教、艺术、文化、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甚至有独特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体质、心理素质、个性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征是民族成员共享的,与其他民族不同。如果没有,就不惜大量公共资源把这些东西建构出来、发明出来。“民族”概念引入中国一百多年以来,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政治变革,社会思想也发生过剧烈变化,但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几乎没有受到挑战。这种民族观,将民族身份固化、浪漫化、东方化,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融合,难以接受新民族的产生,更难以理解“混杂性”(Hybridity)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和魅力。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参照。
参考文献:
阿嘎佐诗(2007)“从地方到民族国家:新加坡作为个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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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Singapore: Notes and Cases

‘This is Singapore’ is no excuse for racist behaviour

Great Powers and Syria, again

UNITED NATIONS — Russia on Tuesday cast its seventh veto to protect the Syrian government from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blocking a bid by Western powers to impose sanctions over accusations of chemical weapons attacks during the six-year Syrian conflict.

China backed Russia and cast its sixth veto on Syria. Russia had said the vote on the resolution, drafted by France,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rm U.N.-led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warring Syrian parties in Geneva, which began last week.

Nine council members voted in favor, Bolivia voted against, while Egypt, Ethiopia and Kazakhstan abstained. A resolution needs nine votes in favor and no vetoes by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Russia, Britain or China to be adopte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draft resolution on Tuesday as “totally inappropriate.”

“For my friends in Russia, this resolution is very appropriat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told the council after the vote.

“It is a sad day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when members start making excuses for other member states killing their own people. The world is definitely a more dangerous place,” she said.

The vote was one of the first confrontations at the United N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ok office in January, pledging to build closer ties with Moscow.

Russia’s Deputy U.N. Ambassador Vladimir Safronkov described the statements made against Moscow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as “outrageous” and declared that “God will judge you.”

“Today’s clash or confrontation is not a result of our negative vote. It is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you decided on provocation while you knew well ahead of time our position,” said Safronkov.

Western powers put forward the resolu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sults of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N.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he international inquiry found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ree chlorine gas attacks and that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had used mustard gas.

British U.N. Ambassador Matthew Rycroft told the council before the vote: “This is about taking a stand when children are poisoned. It’s that simple. It’s about taking a stand when civilians are maimed and murdered with toxic weapons.”

Chlorine’s use as a weapon is banned under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which Syria joined in 2013. If inhaled, chlorine gas turns to hydrochloric acid in the lungs and can kill by burning lungs and drowning victims in body fluids.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s government has denied its forces have used chemical weapons. Russia has questioned the results of the U.N./OPCW inquiry and long said there was not enough proof for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take any action.

French U.N. Ambassador Francois Delattre said the failure by the council to act would “send a message of impunity.”

China’s U.N. Ambassador Liu Jieyi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act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was still ongoing.

“We oppose the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he said.

The draft resolution would have banned the sale or supply of helicopters to the Syrian government because the U.N./OPCW inquiry found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had used helicopters to drop barrel bombs containing chlorine gas.

It also proposed targeted sanctions – a travel ban and asset freeze – on 11 Syrian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officials, as well as on 10 government and related entities.

(Reporting by Michelle Nichols; Editing by James Dalgleish)

UNITED NATIONS — Russia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lashed in a vote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or the first time on Tuesday, as the Kremlin vetoed a measure backed by the Americans to punish Syria for using chemical weapons.

While the Russians had long signaled their intent to block the resolution, which was supported by dozens of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clash offered insights into the big divides that remain between the Kremlin and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vowed to improve ties.

The vote in the 15-member council was nine in favor and three against. Opponents included Russia and China, two of the five veto-wielding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Bolivia, a nonpermanent member. Three nonpermanent members — Egypt, Ethiopia and Kazakhstan — abstained.

It was the Kremlin’s seventh Security Council veto in defense of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of Syria over the war that has been convulsing his country for nearly six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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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ambassador, Nikki R. Haley, who has called chemical weapons attacks in Syria “barbaric,” accused Russia and China of putting “their friends in the Assad regime ahead of our global security” in her blunt rebuke of the vetoes.

“It’s a sad day for the Security Council when members make excuses for other member states killing their own people,” she said in the Council chambers.

The resolution, propos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months ago and endor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last week, would have imposed sanctions on a handful of Syrian military officials and entities for having dropped chlorine-filled barrel bombs on opposition-held areas on at least three occasions in 2014 and 2015, according to a United Nations panel.

Russia’s envoy, Vladimir Safronkov, defended the veto, calling the resolution “politically biased” and asserting that Russia’s concerns about the draft language had not been addressed. “This is railroading the draft by the Western troika,” he said.

China’s ambassador, Liu Jieyi, recalling the now-discredited American warnings of Iraq’s “so-called W.M.D.s” in 2003, criticized the resolution as an example of “hypocrisy” by the Western powers. “It was forced through to a vote while Council members still have differences,” he said. “This is in no way helpful to finding a solution.”

Chlorine is banned as a weapon under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that Mr. Assad’s government signed in 2013.

The arguments and vote over the resolution we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provided new insight into how Mr. Trump, who has made clear his intent to improve ties with Russia, would deal with the Kremlin over the Syria war. Russia is Mr. Assad’s most important foreign ally.

The conflict over the resolution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a Russian-American consensus on the need to contain Syria’s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fter a sarin gas attack on a suburb of Damascus in August 2013, Moscow and Washington struck a deal to force Mr. Assad to sign the chemical weapons treaty and dismantle his stockpile of the poisonous muni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though, violated the deal, according to a United Nations panel set up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known as the Joint Investigative Mechanism. It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used chemical weapons at least three times.

Russia helped to create the panel but questioned its findings when it implicated the Syrian government. The panel also found that Islamic State militants in Syria used mustard gas in August 2015.

Moscow made clear last week that it would defeat the draft measure to impose sanctions 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calling it unbalanced. The Russian veto signaled how far Russia was willing to go to shield its ally in Damascus.

President Vladimir V. Putin of Russia reinforced his opposition on Tuesday, adding that any Security Council penalties 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would complicate diplomatic efforts underway in Geneva aimed at halting the war.

“As for sanctions against the Syrian leadership, I think the move is totally inappropriate now,” he told a news conference while visiting Kyrgyzstan. “It does not help, would not help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It would only hurt or undermine confidence during the process.”

Human Rights Watch concluded in a recent report that the Syrian military had not only violated its promises not to use chemical weapons but had systematically dropped chlorine bombs in the final weeks of the battle to take the northern city of Aleppo last fall.

Mr. Trump repeatedly has expressed admiration for Mr. Putin and said he wanted to strike a deal with him to stop the war in Syria and focus on fighting terrorism. But disagreements within Mr. Trump’s administration appear to have complicated that goal.

Ms. Haley has taken a hard line against Russia. She condemned what she called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in eastern Ukraine, vowed to maintain sanctions related to the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in her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went as far as saying that Russia was guilty of war crimes in Syria.

Her comments on Russia, often directly contradicting her boss, echo the talking points of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f Barack Obama, but they also reflect the concerns of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who distrust the Kremlin.

Ms. Haley was in Washington on Monday for meetings at the White House. A former governor of South Carolina, she has by her own admission limited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

She has so far kept her comments limited to a handful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that plainly deliver political dividends at home. She has maintained a tough line on Russia and Iran, pledged to defend Israel, and promised more oversight into how American funding for the United Nations is spent.

She has said nothing ab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ravel ban on refugees and visa applicants from seven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which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has criticized.

Ms. Haley, an American of Indian descent who grew up in a small South Carolina town, also has been silent on the attack on two Indian engineers in Kansas last week, which was suspected to be a hate crime and which threatens to cloud Indian-American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