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种族歧视法律

The Real Singapore duo charged with 7 counts of s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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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akagi and Yang Kaiheng with lawyer Choo Zheng Xi (image - CNA)

Ai Takagi and Yang Kaiheng with lawyer Choo Zheng Xi (image – CNA)

The couple behind socio-political website The Real Singapore (TRS) were charged today, 14 April, with seven counts of sedition and one for failing to produce documents to an officer from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26 year-old Singaporean Mr Yang Kaiheng and 22 year-old Australian Ms Ai Takagi were charged with publishing seditious articles on TRS between October 2013 and February 2015, which allegedly had a “tendency to promote feelings of ill-will and hostility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Singapore, name, between ethnic Indians in Singapore and Philippine nationals in Singapore”.

Mr Yang and Ms Takagi were said to b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content on TRS.

One of these articles, published on 4 February, claimed that an exchange between the police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during a Thaipusam procession earlier this year was sparked by a Filipino family’s complaint that the drums played during the procession upset their child.

The named contributor, who was also interviewed, later commented on another site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a Filipino family were untrue.

Another charge was for an article titled “Exposed: Puppy Murderer Works in Healthcare Industry, Her Company Hires Mostly Foreigners”.

The article claimed that one company “hires more foreigners than locals”, and questioned if the company had “given fair consideration to Singaporeans”.

Ms Takagi was said to have falsely attributed the article to one “Farhan”.

The couple also allegedly failed to produce documents such as revenue information for advertising on the website on 26 March.

Bail of $20,000 each was offered and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12 May.

Under the Sedition Act, the duo are liable for a fine of up to S$5,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up to three years, or both, if convicted for the first offence. As for the charge under the penal code, they are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of a maximum of one month, or a maximum fine of S$1,500, or both.

Adapted from media reports.

 

從新加坡看台灣的族群問題

──族群和諧與共榮

 

 

 

洪鎌德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

郭俊麟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前言:海島型的移民社會──新加坡與台灣

 

「海島型的移民社會」,顧名思義,是以渡海而來的外來移入人口為主要特徵的社會型態,而且外來的移民遠比已經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還要多。也因為從海外來聚了各地不同的族群,相對地帶來了不同的日常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特定的地域範圍內,同時集聚複雜且多元的文化,正是「海島型移民社會」的主要特色。

婆娑之島──台灣,被葡萄牙人稱做「福爾摩莎」(Formosa),也是一個以移民和海島國家為主要面目的「海島型移民社會」。早先除了居住在島上的原住民外,後來逐漸移入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岸各省的墾殖移民。由於受到中國戰亂以及另覓生機的影響,從大陸各地移入的人口逐漸增多,也就從彼岸帶來了各省不同地域的文化和風俗。與台灣有此類似情況的國家,就是我們南鄰的新加坡(Singapore)。又稱獅城或星島的新加坡,四面環海,北隔柔佛海峽(Johor Strait)與馬來西亞相望,同樣屬於「海島型移民社會」。她的面積雖然只有台灣的六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但種族結構、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卻比起台灣更為分歧且複雜,尤其是族群間先天存在的膚色差異,更容易區辨彼此不同的族群歸屬。

但今日新加坡並沒有因為複雜的種族結構,而造成國家發展的阻礙,多元文化的社會型態反而成為發展的動力,而非阻滯發展的瓶頸。新加坡在複雜多元的種族結構下,卻能維持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且社會和平。1964年,新加坡也曾發生族群間的衝突對立,並且造成相當的死傷,但1965年獨立建國後,棘手的種族問題在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有效地解決。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即是新加坡在種族結構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如何促成族群間的和平共存與和睦相處?新加坡政府的種族政策為何?是否具有吾人借鏡參考的地方?對於台灣的族群和諧有哪些啟示?

 

壹、新加坡種族的分佈與結構

 

新加坡號稱是英國人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Raffles)於1819年登陸開埠的。自開埠以來,新加坡人口即呈倍數性的增加。由於萊佛士的移民墾殖策略和利用新加坡本身地理位置的優點,吸引了四周鄰近民族紛紛移入這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1]。其居民除了馬來原住民外,各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相異的生活型態,使得新加坡有「小亞洲」、「亞洲民族的大熔爐」和「東方人種博覽會」的稱號,這種因民族和地理因素的交融,造就了今日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語文和多元文化的特殊人文色彩(郭俊麟,1997:35)。

從中國大陸南方各省、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印度大陸和斯里蘭卡等地移入的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歐亞混血種(Eurasians)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伴隨著佛教、道教、基督教、興都教和伊斯蘭教等構成了新加坡的主要宗教。目前新加坡有兩百八十餘萬人口,住在大約六百四十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其種族上的分佈情形為華族三百零九萬(佔77.7%)、馬來族三十八萬(14.1%)、印度族十九萬(以淡米爾族為大宗,佔7.1%)、其他種族二萬九千(歐、美、日本、阿拉伯人等1.1%)[2](洪鎌德,1994:22-23)。

位處馬來文化世界中心的新加坡,華族並非一開始便佔人口比例上的絕對優勢。例如,在1824年新加坡被英國殖民帝國所佔領而成為海峽殖民地時,只有八千人左右,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弱(31%)。但經過一個半世紀後,華人數目膨脹,今日已成為中國、台灣之外,在世上由華人所建立的第三個國家。儘管新加坡政府極力撇清,不願以「第三中國」自居,堅持本身為多元民族、新興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仍無法否認她以華族為主體的事實[3]。若是再加上其他外籍人士二、三十萬人,則這個小島已有近三百萬人口的居住。表1.1和表1.2為新加坡歷年各個種族的人口變化和宗教信仰的人數統計。

 

表1.1:新加坡種族人口變化表

 

單位:千人

年份 華族 馬來族 印度族 其他民族 人口總數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6%)

303.3
1947 729.5

(77.8%)

113.8

(12.1%)

71.9

(7.7%)

22.9

(2.4%)

938.1
1993 2228.6

(77.5%)

407.6

(14.3%)

204.1

(7.1%)

33.5

(1.1%)

2873.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表1.2:1980年和1990年新加坡各族之宗教信仰

 

單位:%

                年代

宗教

1980 1990
華族    
     基督教 10.7 14.1
     佛教\道教 72.6 68.0
     其他宗教 0.4 0.3
     不信任何宗教 16.3 17.6
馬來族    
     回教 99.6 99.7
     其他宗教 0.3 0.2
     不信教 0.1 0.1
印度族    
     基督教 12.5 12.8
     回教 21.8 26.3
     興都教 56.5 53.2
     其他宗教 8.2 6.9
     不信教 1,.0 0.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在華族人口中,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海南話和客家話是華族主要的方言團體,福建人和潮州人控制新加坡主要的商業活動,廣東人則專營木工、農耕和裁縫業等。與華族的方言團體一樣,其他種族團體內還包括許多分支。馬來原住民有波亞尼人(Boyanese)、爪哇人、布吉人(Bugis)、巴達人(Batak)、岷昂卡巴人(Minangkabau)和從馬來半島移居來的馬來人,他們主要信仰回教並遵奉馬來文化。印度人也包括淡米爾人、馬拉亞利人(Malayales)、特列古人(Telegus)、旁遮普人(Punjabs)、班加利人(Bengalis)和辛海利人(Singhales),他們主要信仰興都教,但也有傑尼教(Jainism)、錫克教、回教、賽巴巴教(Sai Babaism)和基督教,印度人的宗教信仰較為複雜。在三大族群之外的其他種族,則包括早期殖民的英國和歐洲各國的後裔、歐洲人和亞洲人混血的歐亞混血種,他們主要信仰基督教和猶太教,另外還有戰後居留下來的日本人(洪鎌德,1996:4-5)。上述新加坡複雜的種族結構中,每一族有每一族的特色,每一族內又包含許多次級文化。這種社會文化的多元性對新加坡政治領導的影響是政府必須採取均衡穩定的多元種族政策,否則族群問題將是影響新加坡社會穩定的一大關鍵因素(郭俊麟,1997:38)。

 

貳、新加坡政府種族政策的發展歷程

 

造成新加坡大量移民湧入,而變成種族多元的移民社會,乃是肇因於大英帝國的殖民開墾與勞工政策,特別是急需外來勞工協助進行膠園、棕櫚、錫礦之培植與開採。其結果是由南中國、南印度、爪哇島和馬來半島湧入大量的勞工(洪鎌德,1996:4)。

華族由於逐漸超越其他種族而成為星洲人數最大的群落,並且是經濟上與社會上最具有主控力與活動力的社群。反之,馬來人雖然是星洲的原住民,今日卻成為該島最大的少數民族,遭逢社會與經濟的困難,而成為弱勢或獲利最差的族群(Lai Ah Eng,1995:16)。馬來族的弱勢與華族的強勢,相對地影響到其他位於新加坡周邊以馬來族為主體的國家,以及她們對於新加坡如何有效平衡種族問題的看法。

隸屬於脫離殖民地邁向獨立的新興國家行列之新加坡,可以說是「國家民族」(state-nation)之一典例。換言之,新加坡的種族及其關係,除了歷史演變之外,最重要的是受到政治的塑造。1965年,新加坡在前一年的種族衝突後不久,脫離了馬來西亞聯邦而宣布獨立。在面對島內外政治局勢的衝擊下,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刻意要進行國族建造(nation-building)。其首要之工作就是協和華、巫、印三族,使三族人民不要再只認同其本身的種族、或原來的祖國,而應改稱新加坡人、新加坡公民。最多冠以華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華人,巫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馬來人,印裔新加坡人或稱新加坡印度人等等,其用心即是希望儘早促進新加坡國族的建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國家,而不是馬來人的國家,不是華人的國家,也不是印度人的國家....(Josey,1981:141)。

像新加坡這樣一個新興的「國家民族」,先有國家形式,才協調國境內語言、文化、宗教、習俗迥異的三大種族,成為萬民一心的國族(nation),這就使政府的建國工程困難艱巨。為此主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不得不採行有利於國家認同的政策,也主張「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的立國精神。此一立國精神是行動黨執政領導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提供三大種族分開但又平等的地位[4]。換言之,政府固然鼓勵三大種族彼此之間通婚和居住在同一社區,但無意改變他們在種族中自稱隸屬何族,這就是分開的地位之意。至於平等則強調在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機會平等,絕對不允許人數佔優勢的華族一枝獨秀,而任其他族群感受難以發展與不平的待遇。任人唯賢與成就取向即是新加坡政府向來取材用人的一貫標準。

「多元民族」是瞭解新加坡種族和諧政策相當重要的概念。維繫多元民族的理念以及塑造國家意識形態一直是執政的行動黨領導菁英不敢輕忽的課題,國族建造(nation-building)從獨立建國時代開始即是政治領導人奮鬥的目標,亦為吳作棟等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所努力的目標之一。行動黨領導精英採行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立國精神,以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為基礎,確保新加坡各個種族在法律之前不分族群皆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各族有權發展和保存既有的語言、文化、宗教和生活習慣(洪鎌德,1996:12)。新加坡開國元勳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指出,在1965年時行動黨所採取的種族策略是:

一、消除新加坡華族所強調的中華特質(Chineseness),以避免其他種族和鄰國視新加坡為中國海外勢力的延伸;

二、賦予馬來族以原住民(bumiputra)的身分,尊重馬來族的生存地位;

三、在憲法之前各族地位一律平等,確立新加坡為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語言的國家;

四、透過經濟的蓬勃發展與成長,讓各族均蒙受其利;

五、行政、司法和官僚體系都應反應種族的敏感性,不論種族背景,唯才晉用(Vasil,1995:29)。

1988年10月,當時擔任第一副總理的吳作棟在對行動黨青年團的演講中,首次提到新加坡應該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national ideology)。吳作棟認為新加坡應該:

形塑屬於自己的價值觀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然後把它在學校、工作場所和家庭中當成自己的生活之道來加以教導。這樣我們就有一套原則,可以團結各族,並指導他們向前行進(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1988.7-10:15)。

那麼何謂新加坡的國家意識?根據當年(1988年)黃金輝總統的說法是:

把社會放在個人之前,以協議而非爭吵的方式解決彼此的爭端,確定種族和宗教的容忍和和諧,有必要將這些核心價值具體底落實到國家的意識形態裡,這一形式化的宣示將使新加坡人團結,而成為吾人獨特的、與眾不同的的特色。這也是我們的命運,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國家的意識講授給所有的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Ibid.:21)。

所以行動黨以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凝聚國民共識,用以化除各族的「本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國家意識形態」是一種超乎種族身分之上的國家認同意識(supra-ethnic national identity),一方面希望全體民眾能夠瞭解國家歷史發展的背景,另一方面也作為團結民眾力量的基礎,這是新加坡政治領導人一種開明、務實的領導作風(郭俊麟,1997:175)。新加坡今天在種族的和諧政策上獲得成就,進而逐漸形成國家認同,將種族歧視和種族差異降至最低程度,自然能夠在穩定和睦的社會環境下,大步地發展國家建設,這是值得許多正在面臨族群和國家認同問題的國家借鑒學習和參考觀摩的地方(洪鎌德,1994:85)。

 

參、新加坡政府種族政策的施行措施

 

觀諸新加坡政府採行的種族和諧政策,包括下列五個面向(洪鎌德,1994:36-51):

一、教育政策

教育是新加坡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施政和民眾關心的焦點。新加坡教育制度的三大目標之首即為消除不同種族的歧異,增強種族的共同經驗,俾認同和效忠新加坡。其次才是提供知識、技能、價值給學習者。第三是增進各種族和各社群獲取教育的機會,締造受教育的機會平等(Gopinathan,1987:196-232)。第一和第三個目標都是在消除種族的歧視和不平等,以創造種族和諧的機會。

早期新加坡學校的設立是以種族和語言為基礎,例如華文學校、巫文學校等。但從1960年代開始,同時有以兩種語文教授的「統合學校」(integrated schools)設立,至1972年已有107所統合學校出現。這種學校的特色是同時包括了兩族、三族甚至四族的師生共同生活與學習,不再僅限於單一種族和單一語言的教學型態。將各個族群同時置於一個學習環境裡,這有助於促進彼此的認識和瞭解,進而達成文化交流的目的,破除種族與種族間的籓籬。

目前新加坡政府已放棄「統合學校」的稱謂,而改稱英語源流、華語源流等學校,這是為配合下面所要敘述的「雙語政策」而採行的措施。

二、語文政策

新加坡的國語明訂為馬來語,國歌的歌詞也是馬來文[5]。三個主要族群和其他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和英語則被政府明訂為官方語言,這是為維護新加坡國內種族和諧所採取的權宜措施之一。每一個種族所使用的語言都獲得政府公平合理的對待,政府官方文書以四種語言公佈,媒體新聞也以四種語言發佈消息。在這四種語言中,英語是唯一中立而不代表任何族群的語言,所以新加坡政府特別鼓勵用英語作為各族溝通的工具。英語的使用有助於學習西方科技知識,以及和他國發展貿易,在講究各族平等的立場上,英語的使用也較為中立。在政府的重視與推廣下,英語的應用能力在新加坡成為決定個人升遷的重要因素,也一直是新加坡社會最佔優勢的工作語言(dominant working language),雖然不具國語之名,卻有國語之實,因此有人稱英語是新加坡「實際上的國語」(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Kuo,1977:10-33;Llamzon,1977:33-45)。

1966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小學雙語教學(bilingualism)的政策,由家長在四種官方語文中,選擇兩種語文:「第一語文」和「第二語文」作為子女學習的依據。受到英語能力逐漸關係到個人就業和升遷的影響,通常家長選擇英語作為第一語文,母語則為第二語文。在英語至上的社會風氣下,家長多不願意自己的子女花太多時間去熟悉自己的母語,因為唯有把英語學好才能「出人頭地」,單只熟悉母語則只有「前途堪慮」。

原本是要消除各族歧異、塑造國家意識的雙語教學政策,雖然尊重母語,但最後卻突出了英語,而且受到許多批評。通曉英語不失為接納西方文明、從事工商貿易發展的方便之門,但卻也因此對母族文字和文化的疏離。對東方價值的忽視,導致新一代的年輕人成為無根的一代,最後才有提倡「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和「推崇儒家思想運動」等東方傳統思想的次第出現,以解決吸收西方文明後的弊端。

三、文化政策

新加坡政府目前還沒有一種為各民族普遍接受認同的文化,而是各族文化並存共榮。新加坡政府文化建設的長期目標是在存異求同,也即在保留各族文化的優點(敬老尊賢、安貧樂道)之同時,逐步建立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單純文化。這種文化不但具有國際性、開放性、包容性、堅韌性的性質,還有利於新加坡各族的團結合作。

在實質性的文化活動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各族特有的節慶時,舉行文化藝術展示活動,提倡各族的文化風俗。媒體報導各族的飲食、衣著、生活習慣和歷史傳統,增進各族的瞭解。媒體也配合政府的種族和諧政策,以各種不同的語文來出版、傳播訊息,以供各族選擇參考,各族在電視媒體或報章雜誌都可獲得以母語報導為主的資訊。對涉及種族、語言和宗教等敏感問題,傳媒也相當小心謹慎。

四、住宅政策

組屋(住宅)政策是行動黨1965年執政以來,凝聚各族和形成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之一。組屋對化除各族自建社區、自成聚落的種族藩籬,有著重大的貢獻(Hassan,1969:24)。

1989年新加坡政府宣布,自1989年3月以後組屋社區將採取種族比例原則,分配公寓給各族住民,其目的在於培養種族包容與和諧。新社區和每棟公寓的種族比例如下:

(一)華族:每一社區不得超過84%,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87%;

(二)馬來族:每一社區最高額為22%;每棟公寓不得超過25%;

(三)印度族和其他族人:每一社區不得超過10%;每一棟公寓不得超過13%。

不同的族群共同生活在一個組屋社區裡,有助於增進彼此的互動交流。政府也在組屋社區中設立「居民委員會」(Residents’ Committee),專門為組屋居民服務,經由廣泛的舉辦體育競賽、社會和文藝活動以加強居民間的社區精神(Foo-Law et al.,1994:184)。各族的組屋居民因為活動的舉辦,更加地緊密聯繫,增進彼此間的熟悉和瞭解,化解歧視和誤會。

五、人事政策

新加坡政府內政治領導群的組成成員和國會內的議席,必須顧及種族比例的因素。行動黨每次大選都會提名馬來人、印度人或是混籍的候選人參與競選,內閣成員中也反應多元種族的色彩(徐本欽,1988:42)。但這常造成政黨提名的兩難,一方面,政治人才的選拔要建立在「任人唯賢」的制度基礎上,另一方面也僅有少數符合資格者有意願進入政治圈。為能讓任何族群團體都有代表發言的地位,政府的人事提名和任命就必須考量制度的公平性和公開化,保護少數族群的政治權益因此變得相當重要。若是這些努力遭到挫敗,就可能帶來某些族群社團的反彈或疏離,並且嚴重地影響到種族利益的和諧。

近年來為了維護少數族群的政治權益,以及塑造國會中多元種族的形象和特色,執政的行動黨推出了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GRCs)的選舉制度,其目的是要確保國會中至少有最低人數的少數族群代表[6]。透過集選區的選舉制度,少數族群的代表可藉助其他非少數族群的候選人的力量,以「組合」的形式同時當選,也就不會因勢單力薄或支持人數不足而落敗,無奈地被排除在國會之外。現任(1997年)的副總裡陳慶炎說明了集選區設立的概念以及設立的理由,他說:

國會中不只要有大多數人〔華族〕的聲音,也要確保有少數人的聲音。

政府當初設立集選區的概念,就是因為過去幾次的大選,少數種族候選人有難以進入國會的趨勢。

我們確保少數種族不會覺得被忽略,我們也保證他們的意見和觀點能在國會最高決策中聽到,他們的利益能在國會裡得到足夠的照顧(新加坡《聯合早報》,1996.10.14)。

 

肆、台灣的族群和族群問題

 

作為「海島型移民社會」的台灣,主要組成人口是以閩南、客家、大陸其他地區的移民,以及居住在平地與山地部落的原住民為主,各族群的比例分別是70%、16%、12%和2%。從這項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閩南(也就是俗稱的河洛、福佬)佔各族群的多數地位,原住民的人口反而居於各族群之末。

早期的台灣社會,同樣發生族群與族群間的衝突和嫌隙,如閩南與客家、客家與原住民等都曾發生械鬥。國民政府退守統治台灣以後,帶來另一批「新住民」,又造成另一波族群與族群的對抗。而這一波所謂「本省 VS. 外省」的族群鬥爭,由於受到統治政權的刻意壓抑與迴避,許多先前發生的仇恨與對立,深烙在每位受害者的心中。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言論的自由開放,過去「敏感」的省籍問題在今天逐漸被攤在陽光下,一一地被反省和思考過去的失當與誤解。

從早先的省籍問題一直到今天的族群問題,吾人所要思考和努力的目標是如何去建立和形塑屬於台灣本土各族群間共存、共榮與共享的「國家民族意識」,以化解和消除各族群間的誤會、衝突與嫌隙。台灣目前雖然沒有像新加坡一樣存在著複雜、尖銳且歧異的語言、宗教和風俗問題等等可能造成他國的干預和立即且破壞的危險,但過去由於統治政權的錯誤與失當,造成各族群間的不瞭解與不尊重,族群與族群間產生觀念上的鴻溝,弱勢族群的文化被強勢族群的文化所遏制而逐漸消失等問題。

由於時代環境的轉變,目前台灣有出現「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這種現象相對刺激到其他外省或弱勢族群,不能否認的這是過去錯誤的統治手段和政治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近來所謂「出頭天」的字眼有時讓非閩南人的其他族群感到不舒服,深怕又是一種文化壓制另一種文化的企圖。

台灣的另一個族群問題是原住民問題。過去一直被所謂「漢族文化」壓制的原住民文化,由於受到漢化的影響,原住民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逐漸消逝。但原住民文化目前有逐漸被受到保護和重視趨勢,這是值得肯定與增進族群和諧的努力方向之一。

吾人應修正過去的錯誤的觀念而不分彼此,尊重各族群的意見和聲音,破除種族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寬容代替壓迫,以尊重代替歧視。過去被稱為方言的母語應重新獲得正視,弱勢族群的文化應予以保留和維護,而增進各族群的互信互認應從教育著手,從瞭解各族群的文化,到尊重各族群生存的利益,進而認同這塊土地和國家。

 

結語:台灣如何向新加坡學習

 

本文撰寫的目的,在介紹與提供新加坡處理種族問題的經驗,作為吾人促進族群和諧的參考借鑒。新加坡經驗雖然不能完全適用於吾國環境,但其中某些大原則和實際措施,仍有可以作為吾人參考學習的範本,施行細節則以配合實際的國情與需要來擬定。茲將新加坡促進種族和諧的基本精神與原則申述如下,以作為本文的總結:

一、各族平等對待,政府任人唯賢

新加坡政府應用一種更包容、更寬容的態度來促進族群間的和諧共存。政治領導人隨時警覺各族之間的反應,讓各族文化都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發展,以和解寬容(accommodation)代替吸收同化(assimilation)。績效政治(meritocracy)和任人唯賢是新加坡國家統治的原則之一,人不分種族、血源和膚色,一切以個人的能力表現作為拔擢和淘汰的標準(Kajairi,1989:16-17)。

政府人事任命依據個人的能力表現作為取才的標準,而不是依憑先天膚色或種族優勢,少數族群政治權益的保障則予以重視。以台灣的原住民為例,不論是人力或資源都無法與其他族群競爭,如何在制度與資源挹注上予以協助,正是全民以及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克制種族沙文主義,避免族群間的嫌隙與衝突

新加坡政府採取嚴厲的防範措施去禁止任何破壞種族平衡的思想或活動。以最新一屆的1997年新加坡國會大選為例,即有華族候選人鄧亮洪因提出提昇華文優越地位的訴求,而遭到行動黨的抵制與打壓,其理由是深怕「華文沙文主義」點燃族群間的猜忌與誤解(《亞洲週刊》,1997.1.6:54-59)。為能維持各族的和諧,新加坡的政治領袖大聲疾呼每個人都要超越個人宗族社會的歸屬意識,培養「新加坡人」(Singaporean)的觀念,而不是狹隘的血源歸屬感。政府對這些挑起種族糾紛的種族主義份子則施以嚴格的控制和懲罰,不讓他們有所行動。李光耀說:

持有種族沙文主義思想的人在我國雖然只佔少部份,但如果不加以抑制,讓這種思想繼續滋長,過了五到十年,它可能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因為人們對種族和語言的感情是不容易抑制的,感情用事一定會帶來災難(《中國時報》,1997.1.3)。

在台灣的選舉中,常有候選人試圖挑起省籍情結、或族群糾葛,雖然可以激起少數選民的認同,但卻是有弊無益,往往更加深了族群間的衝突對立。吾人以為現在應是各族群團結合作的時候,而不是爭吵互罵的時候,「新加坡人」正團結底努力向前挺進,身為「台灣人」是否應該摒除狹隘的蕃薯和芋頭心態,而共同團結起來急起直追?

三、培養互相欣賞與認同,促進族群信任與瞭解

新加坡族群的互動與關係,固然有民間社會自動自發、透過日常生活而展開與形塑,更有政治國家(政府)經由政策落實而強制貫徹(imposition)的較小部份。這種多元種族的交往之趨向,常展現其相反相成的特質:一方面大家對於異質性(heterogeneity)和歧異性(diversity)抱著欣賞的態度,而樂意和平相處;但另一方面也堅持本族的特色,強調族群的傳統價值,而與他族進行競爭的不認輸的性格,這就是新加坡人特有的「驚輸心態」(kiasuism)的表露。換言之,在新加坡諸種族的關係既有和睦相處表現寬容自信的地方,也有競取優勢,追求族群卓越,乃至呈現緊張的態勢。對這類種族關係,新加坡人欣賞感激者固然有之,排拒困惑者也為數不少。但這兩者並非絕對的矛盾,可以同時並存。

執政的行動黨政策是推行多元的文化民主之原則,這是凝聚不同種族為國族建造(nation building)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或立國精神。換言之,講究國家與社群的重要性大於各種族、各族群的重要性;藉國民認同來減緩族群認同;通過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或更高層次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例如重視家庭的價值、傳統的價值、勤儉的美德、敦親睦鄰的精神、仁人愛物的博愛精神等,來使各族體認和睦相處的道德基礎,都是政府在精神上灌輸給新加坡各族的意識。

四、認同土地,關懷鄉土

在政府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的種族和諧政策獲得相當的成就與成果,塑造出屬於「新加坡人」(Singaporean)共榮、共享、共存的「國家意識形態」。認同土地、認同種族和認同國家是移民社會的新加坡人之所以愛國、守法,進而贏得尊嚴和世人讚佩的主要原因。獅城的心魂表現在政府與人民對於這個島國的熱愛,對於國家前途的充滿希望。

「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吾人是否應該對台灣這塊土地多一份關愛,多一份疼惜。新加坡經驗告訴我們尊重、認同與包容是維繫族群和諧的基本原則,破除種族沙文主義,以寬容的方式代替同化的手段。同處在台灣島上的人民,不論是移入的先後順序都是台灣人,認同這塊土地,進而發揮團結的力量,正是吾人共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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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萊佛士的移民墾殖策略,參見下文。

[2] 新加坡統計局有關人口的種族分佈表中的最後一項「其他」欄裡,即是指早期英國人或歐洲(葡、荷、法、西班牙等國)人士的後裔,也包括歐洲人與亞洲人的混血(俗稱歐亞混種人,Eurasians)和猶太人,以及獨立後定居於新加坡的日本人等,不過基本上以歐亞混種人為主體,他們講英語,信奉基督教、猶太教等。有關星島歐亞混種人,參考 Myrna Braga-Blake 所編《新加坡歐亞混種人:回憶與期待》, 1992年。

[3] 所謂新興民族國家(newly emerging nations),乃是印尼前總統蘇卡諾在1955年對美蘇兩霸的冷戰不滿,而搞出的一個「第三勢力」,也即所謂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企圖結合亞、非、拉美等新近由殖民地變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以對抗由美、蘇主控的聯合國。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便稱為新興國家。

[4] 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的英文字眼,與〝multi-ethnicity〞(多元種族)或〝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mulitiethnic society(多元種族的社會)、multiethnic community(多元種族的社群)是同義的,在說明一國之內種族繁多,文化、語言、宗教、習俗、傳統殊異。在此必須說明的是〝multi-racialism〞若翻做「眾多的種族主義」,在文意上可能有負面的義涵,故在此翻成「多元民族」。

[5] 規定馬來語作為國語的原因可追溯至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在1956年的新加坡市議會上曾建議將馬來語訂為國語,為了延續這項傳統,人民行動黨執政後就以馬來語作為國語。參考顧長永著,《東南亞政府與政治》,1995年,第150頁。

[6] 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GRCs)的選舉制度,係依據1988年新加坡國會通過的《小組議員法案》(Team Members of Parliament Act,Team MPs)以及《集選區法案》(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 Bill),為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而設計的選區制度,由各個政黨推出四人成為一個組合,這四人當中至少必須包含一位少數民族,例如馬來族、印度族或其他由「總統府少數民族權利理事會」(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認可的少數民族,選民再由各黨推舉出的組合中投票給自己喜歡的候選人組合,得票最多的組合贏得該選區的全部議席。參考《亞洲週刊》,1996年10月14日,第63頁。

新加坡:多元化政策收到一体化效果[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6-11-04 | 浏览(825)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年轻的移民社会。其国内虽然存在复杂的种族、民族关系,但是总体和谐稳定,被广泛认为是东南亚地区处理民族问题较成功的国家。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政策在确保各族群享有平等权利、提高各族群的整体素质,以及培养新加坡人意识等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一、新加坡建国与民族构成背景

  民族问题是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1965年建国之后,新加坡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改造成不以族群划分的新加坡国民,构建统一的新加坡人意识,实行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因此,民族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新加坡民族政策的几个特征

新加坡是一个历史较短的移民社会,各族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尖锐复杂。能否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因此,政府主要采取了民族平等、尊重多元文化,避免种族歧视等措施。同时,还赋予马来族原住民身份,消除新加坡华族特质。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最终选择了“多元一体化”道路。

(一)体现“多元化”的民族政策

新加坡重视“机会同等”,保护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参政权利。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保证少数民族始终有代表进入议会。如保证每个选区同时选出3名议员,其中至少有一名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在语言政策上,政府规定有4种官方语言,即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新加坡在承认民族差别的同时,不鼓励依赖“特殊照顾”,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平等”。但同时,政府也注重普及马来人的教育、培训等,并给低收入的马来人家庭提供一些特殊照顾。

(二)打造“新加坡人”,实现国民“一体化”

新加坡努力追求基本的“政治价值观”认同,打造“新加坡人”,使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趋于一致。政府在承认“民族多元化”的同时,强调国民的“一体化”;为了冲淡民族差异,合并不同民族的学校,将英语定为各族人民共同学习的中立语言;同时,推行“种族混合居住”,促使互相了解,加强团结,培养共同的居民意识。

三、新加坡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新加坡政府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为社会和谐奠定了相关的法律保障。在新加坡,大民族的谦让为民族平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华人虽然为主体,但其语言却并不是国语;尽管华人掌握国家政权,但政府从未给华人任何特权。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制订政策和法律时,避免使用“少数民族”的概念,而使用“多元种族”的提法,避免主观歧视。另一方面,禁止“种族歧视性”的条款出现。例如,在增进族群融合的社会实践中,国家法定假日的制定上充分考虑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企业招聘中明令禁止出现年龄种族等歧视性条件。同时,为了遵循各族群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法律和政策原则上,没有针对某一族群的特殊条款或照顾性条款。例如,针对新加坡公民出台的“组屋”申请政策和“组屋区种族”比例政策,取消了“照顾性”条款。学校教育中也提倡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儿童共同学习,不搞特殊化。 (曹剑)

(编辑:李莉)

【新加坡眼】新加坡如何维持社交媒体的“和谐”环境?

2014-10-14 新加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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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交媒体乘势而起,成为全世界网民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然而,社交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在给人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分享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发表不负责任言论,谩骂、贬损、欺侮他人,甚至宣扬恐怖主义的活动比比皆是。鉴于此,多国通过法律行政和商业监管等手段,力图加强管控社交媒体。日前,环球网特别推出“国外如何管理社交媒体信息”系列策划报道,向网友介绍别国经验,并与网友共同探讨如何促进社交媒体的健康发展。本期介绍新加坡社交媒体管理情况。

到新加坡观光旅游,在游人如织的唐人街“牛车水”,您很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句话:“Singapore is a fine city”。在售卖旅游商品的店铺里,到处挂着印有这句话的纪念文化衫,还有一些钥匙扣和印章的小纪念品上也有类似的文字。

从字面上讲,这句话像是在说“新加坡是一座极好的城市”,其实这是普通的一句话,为何要印在纪念衫上呢?

如果问一问周围的新加坡人,他们定然先会心一笑,然后解释说:这是一语双关,因为“fine”也有罚款的意思。这句话也是在自嘲,在新加坡,因为法律条款覆盖面极其广泛,事无巨细,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条例,会遭到罚款。打个比方,如果您在社区的有棚走廊抽烟,就违反禁烟条例,可能面临200新元罚款,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有意思的事情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延伸到对互联网方面的管理,却有一套不同的思路。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由2003年成立的新加坡传媒发展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MDA)管辖。传媒发展局有两大主要职责,一是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管理和规制,确保青少年远离不适宜内容,维护社会道德标准,鼓励行业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实施良好的产业政策,提供好的环境,鼓励创新,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根据传媒发展局官网的政策总述,传媒发展局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清简”式的柔性管理方式,尽可能减低对互联网内容和使用的干预,使得互联网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新加坡的社会媒体渗透率和使用率非常高,主要流行的是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Linked In以及Pinterest 等网站,根据新加坡本地报纸《Today》的报道,新加坡网民社会媒体的渗透率在2014年1月就达到59%,在社会媒体用户数量庞大的24个国家排名中第二,远远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在手机即时通讯市场,WhatsApp, Line以及微信等,都有十分广泛的用户。针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社交媒体用户,新加坡并没有专门针对社交媒体服务商和社交媒体用户制定或者颁布法律条款。

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新加坡的《互联网运行准则》(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商,不论是新闻内容网站,还是社交媒体网站,都应统一遵循《互联网运行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运行准则》中关于互联网内容的说明,大致将互联网服务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制作和上传内容的网站,比如新闻门户,这类网站能够自己控制自身平台上的内容。这些服务商需要在上传内容之前考量内容是否符合新加坡政府关于信息传播的相关条款;对于已经存在网络的文章,要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删除和屏蔽。第二类是对自身网站或者平台内容无法控制的网站,针对这些网站,部分关于信息管制和传播的条款不适用。比如Facebook,Twitter等,大部分社交媒体网站,只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基本上是“用户生产内容”,这些网站不必预先监视或者审查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有不适宜言论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服务商只需按照免责条例配合政府进行处理。

对于社交媒体网站的用户个人或者企业而言,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依据现有法律,基本上都有法可依。新加坡的网络、手机、后台均采取实名注册制。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煽动法》以及有关种族问题的规定等,适用于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比如最近,33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鄞义林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一系列质疑新加坡政府不正当使用公民公积金的文章,遭到了李显龙总理的“诽谤”起诉。李显龙指控鄞义林影射李总理身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局主席,失信于新加坡国人,要求鄞义林删除文章,公开致歉并要求诽谤损害赔偿。这里且不论鄞义林和新加坡总理孰是孰非,只是说明,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新加坡基本都有可以依据和参考的法规规范来对公民言论做出衡量,进行管理。

对于手机即时通信软件而言,新加坡的市场状况和中国具有一定区别。微信新加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但是尚未成为主流,而其他流行的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大部分则不具备微信的公共账号功能。所以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在新加坡还不具有太强烈的公共平台属性。

从法律层面来讲,总体上新加坡政府尽量避免干涉互联网包括社会媒体网站的行业发展;在对社会媒体的使用上,依靠已有的关于公民行为的法律准则,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和使用进行管理。

新加坡从多方面着手加强网络健康,成立行政组织,广泛听取社会意见。面对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转变,新加坡政府2012年8月成立了媒体通识理事会(Media Literacy Council)。媒体通识理事会一方面极力推广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健康使用教育,引导公众对网络媒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出适宜产业发展的政策。21位理事会成员都是来自商界、社交媒体从业者、教育界和社区组织的代表,他们主要负责使用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咨询媒体从业人员、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社区等主要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的关注点和诉求。2014年7月,新加坡媒体通识理事会就与Facebook合作,推出了一份面向本地青年的社交媒体手册——“分享前三思”(Think Before You Share),旨在让青少年了解如何更安全且负责地使用社交网络,避免所分享信息中的不当内容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引导方面,新加坡政府积极引导、国家为先,避免冲突、种族和谐等社会价值观。由于新加坡多种族社会的复杂性,种族言论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2012年10月,新加坡职总会员部(NTUC Membership)的女性管理人员张爱美(Amy Cheong)在个人的Facebook页面留言,抱怨楼下的马来族人婚礼庆祝持续数天,噪音嘈杂,并声称此类结婚仪式50新元就能办妥,便宜的婚庆仪式是新加坡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结果就是这样一条发言在新加坡社会媒体上被疯狂转发,引起轩然大波,公众对她的种族歧视言论非常愤怒,导致她第二日即遭公司开除,最后不得不远走澳大利亚暂避风头。职总会员部作为政府下属企业,在事情发生后,向公众致歉,并表示对种族歧视言论零容忍。

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于互联网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政府采取一贯积极的方式,极力为国际大公司比如Facebook等,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投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本地创业者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务实的态度,自身也积极融入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变革,在多个社交网络平台都设有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账号,与民众进行互动和沟通。

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建立,倡导行业自律,遵守行业规范。新加坡十分重视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利用教育资源,成立志愿者组织,对家长进行教育辅导,促使他们能够对孩子在互联网的活动以及使用时间等进行更好的调节和引导。

新加坡“软接触”管理互联网

  新加坡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较早,早在1997年,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在新加坡开始普及。根据世界互联网数据 (Internet World Stats)机构的统计,新加坡的互联网普及率在2013年达到77.2%,大大高于东南亚国家40%的平均水平,在亚洲仅次于韩国和日本。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在2013年的《世界信息技术报告》中,则把新加坡排在了第二的位置,体现了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重视和应用的程度。因此,对互联网这一“无国界空间”的管理以及使用,很早就纳入了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

  新加坡对于互联网以及随后衍生的社交媒体例如Facebook, Twitter的管理,采用了一种“软接触(light touch)”的方式,即政府不承担主动大范围管控互联网和网上内容的责任,而通过发布指导意见、行为准则等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引导互联网从业者、社交媒体、网民进行自我管控。而政府部门则退居到幕后,通过其他渠道教育网民,并支持互联网从业者发展壮大。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作为网络媒体的直接管理者承担主要的教育引导责任,而新加坡资信局则承担通过财政和技术手段支持互联网从业者发展的责任。

  不过,在1996年通过、并仍然有效的“互联网分级自动许可”制度帮助政府机构对网民和社交媒体保留了法律上的管理关系。该制度自动将每一个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或内容的企业、机构和个人作为许可的接受者,也就是说每一个新加坡网民和网络服务商都因为这样的自动许可而必须在法律意义上遵守同网络和社交媒体有关的规章制度,发布于1996年的《互联网行为准则》就是这样的规章之一。因此,当政府认为某些内容不适合在网络或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有权要求内容提供者删除此类信息。新加坡政府对不适合内容的的定义是:有害于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和谐,或有悖于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

  2013年5月,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发布新的规定,用以应对迅速增长的网络自媒体和新闻客户终端。新规定要求所有新闻网站都必须向政府申请经营许可,并上交5万新元(约25万人民币)作为保证金。除此之外,当政府部门认为某些网络内容不适宜发布,内容发布方必须在24小时之内删除。新规定对于新闻网站的定义是:连续两个月平均每周至少发布一条有关新加坡的时事新闻、并且每个月来自新加坡IP地址的访问量在5万次以上的网站或客户端。

  这一规定的实行,在新加坡新闻从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除了像雅虎新加坡、MSN新加坡、亚洲新闻网这样的专业新闻网站之外,很多一些民间的网络论坛成为了新规定范畴当中所谓的新闻网站。对于一些没有大量财政支持的论坛管理者来说,5万新元的保证金无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24小时删除的指令,更是被一些网络博主和海外媒体指责是新加坡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方式。

  另外,新规定并未明确说明网民的私人博客、Facebook账号下发布的新闻观点和评论是否也算是“新闻网站”。对于此,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在其官方Facebook账号上澄清称“在个人网站和博客上发表的新闻观点并不在新规定的新闻网站范畴当中,因此不必申请许可”。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份报告中指出,Facebook上的发布内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有约束性的条款,而且政府在对新规定解释的模糊措辞使其在日后的推行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弹性空间。

  虽然该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网站,但时任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的雅国博士在接受《商业时报》的访问时曾表示,要在未来一两年内将这一规定拓展到在国外注册、但是把新加坡作为主要市场的新闻网站。因此,《经济学人》在对新规定的评论中质疑,新加坡政府是否在改变对互联网的“软接触”管理策略?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项改进的规定是为了提高互联网从业者的要求,对网络内容提出更严格的标准,将新媒体、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一视同仁。

  除了对互联网从业者进行监管之外,媒体管理局作为新加坡互联网的直接管理者,也对网络内容进行持续的过滤和审查。新加坡象征性的禁止了新加坡用户对100个含有色情和其他不适宜内容的网站的访问。但是,正如另一位前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吕德耀所说,政府所做的只是表明不支持的态度,并不会通过大范围的技术手段阻碍用户网络访问。

  新加坡政府对于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在近年的由网络引起的纠纷中,诽谤占了相当的比例。被告一旦最终被法庭判决有罪,则要支付数目很大的罚金。曾经有过学生在网上发言攻击老师,最后被查出是诽谤。鉴于学生还未成年,法庭从轻判决社区服务。除了网络谣言,政府也对煽动种族、宗教仇恨的网络内容严厉打击。2012年,一位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的职员在Facebook上发布针对马来族裔的种族歧视语言,这个帖子除了立刻被勒令删除之外,这名职员也被所属的部门解雇。

  更多时候,新加坡政府对网络环境的维护依赖于网民的自我管理和互联网服务商的配合。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学校、社区、网站、论坛,对网民进行教育和引导,鼓励网民在网上主动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有序。多起由互联网发帖引起的纠纷,都是由于发帖者无法承担网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主动删除涉事帖文的。

  对于新加坡来说,互联网并不只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被政府视为一项战略性产业,要把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的媒体和信息中心(Mediapolis)。因此,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仍然是支持网络建设和信息化,帮助本地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维护网上空间的秩序。

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管理的宽与严

在网络已经全面渗透进社会活动空间的e时代,社交媒体也成了人们平时沟通,获取信息,表达看法的一个最主要平台。中国近日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作为当下最盛行的网络社交工具之一—微信,首当其冲被认为会收到较大影响,因此该条例也被广为流传为“微信十条”。

网络监管问题一直是各国不断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管得太松,会对社会稳定,舆论导向甚至国家的安全带来隐患甚至损害;管得太严,又给大量需要网络自由度的网民带来不变,也使当局的民主形象受到影响,进一步导致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其进行谴责或干涉。中国“微信十条”的出台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眼下微信风头正劲,各种不实信息被大量转发,甚至是带有诽谤意味的谣言也被广泛传播;再者,由于微信覆盖面广,门槛低,让小生意者从中看到谋利空间,将之演变成宣传产品,公布购买信息的低廉商业平台。三年前席卷中国社交网络的微博,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和中国一样,新加坡也有人们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比如facebook 或者twitter 之类的。那么,新加坡社会有没有这些滥用网络资源的现象?而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为全球网络占有率和使用率人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对电子网络一体化的发展十分重视。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应用,都已深入百姓生活当中,为日常社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的运用,大多数新加坡民众依靠它来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传达感情。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非常善用社交媒体平台来体察民情。有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政府各部门及官员建有网站300多个、facebook账号200多个、YOUTUBE账号100多个。作为国家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开设的公开认证账户,每发一次信息,就有近3000-6000的跟帖或“赞”。当局对时政的态度,对遇难者的悼念、慰问,或是对民众意见的反馈,甚至总理出访的一些逸闻趣事,都在李显龙总理的facebook主页上有所体现。facebook俨然站在了新加坡实时动态的最前线。更有甚者,曾经就一中国留学生在facebook上“辱骂”当地人的事件,新加坡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排外情绪一度升温,当事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通过总理在facebook上的发言,才“调和”了大家的情绪,排外思想也得到了缓解。

由此可见,从民间普通百姓到精英人士到管理阶层,新加坡社会对社交媒体都非常依赖。这一方面有赖于当局对社交媒体的推广和重视,以及电子网络一体化设备在新加坡得到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媒体的严格监管,依法管理,从严处罚,从另一个角度保障了新加坡网络空间的正常化。

早前媒体对新加坡的网络监管制度就做过许多类似的相关报道。在1996年,新加坡颁布了《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主体分类、审查责任以及政府配合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第一款特别惹人注意:禁止播发“有违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和谐以及新加坡法律所禁止的其他内容”。这两部法规也为后来新加坡互联网的管理包括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管理打下了基础。

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可以这样形容:有一定宽容度,但一旦违规便面临严惩。也就说,踩在灰色地带或是出界一点,当局或许会容忍;但是一旦踩了底线,便会依法严惩。那么,什么内容会触及底线呢?

-有损社会治安稳定 和国家安全的言论;

-破坏种族和谐,损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的言论;

-恶意损害领导人形象的内容;

-发布色情暴力污秽的内容。

关于第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会施以严厉的处罚外,新加坡政府联合监护人也主动出击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安全。1999年新加坡成立了志愿者组织互联网家长顾问组,由政府出资举办培训班,鼓励家长指导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家长也欣然积极配合,这一道政府、家长合力建起的屏障帮助未成年人的网络世界净化了不少。

除了这几点外,其他的抱怨、投诉或者不满情绪的宣泄,都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比如地铁发生故障问题,影响了民众出行,这样的投诉不仅不会视为底线,而且会被当局采纳,接受意见并作出合理解释。

在商业广告问题方面,新加坡民众所用的网络工具与该公司的规定密切相关,还是以facebook为例,如果要推送广告文,则需要产生相应的费用,加之新加坡民众对网络文化达成了普遍共识,将个人账户用作宣传商业信息平台的例子还并不多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新加坡人口较少,范围集中,管理也更直接有效,法规条例一旦出台,鲜少有人对此置若罔闻,行事会更加谨慎。但另一方面,虽然新加坡向来以“法治”、“铁腕”风格著称,但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却并非那么不近人情,留一些余地和空间给网民们,掌握好这中间的尺度同时,也积极利用这一管道与民众沟通,这是新加坡针对自己的国情制订出的相应对策,但或许对中国当下的社交媒体管理也能带来一些启示。

(来源:环球网,作者:叶依宁)

特稿:新加坡种族和谐面临新挑战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07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经常提醒年轻一代国民谨言慎行,以避免挑起种族间紧张关系。

老祖宗有云: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个千古流传的道理,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里仍颠簸不破。

日前因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一名新加坡女子就因出言不逊,冒犯了马来族群,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甚至连总理李显龙也出面谴责。这事件足见网络的杀伤力,也显示种族问题仍牵动新加坡社会的敏感神经,但也有人认为网民以及政府的反应过激。

网络失言

这名37岁女子张艾美原在新加坡工会组织全国职工总会任助理署长一职,上周日(7日)下午她在网络上留言,粗口辱骂马来族在政府组屋底层举办婚礼太多天,扰人安宁。她还指马来族承办这类婚礼仅花50新元(约40美元),更表示如果婚礼不那么廉价,离婚率或许也不会那么高。

原本以为自己纯粹只是在个人页面上的宣泄,却没想到在短时间内言论被广泛转载,闹得满城风雨,不但成为新闻人物,职总也立刻划清界限,在不到24小时内将她开除。李显龙更通过个人Facebook谴责这名女子的言论,并表示支持职总的决定。

不过,在一片讨伐声中,有人认为张艾美已得到了惩罚,应该饶恕她。也有人不认同职总开除她的做法,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而认为应该让网络言论去压制任何具仇视性的言论。另外也有评论指出,如果每当有人发表不恰当言论,大家都神经过敏,展开围剿,这其实反映出大家对所生活的多元社会没有信心。

多元文化

这名女子并非第一个因发表种族歧视性言论而引起争议的人,在这之前已有几个年轻人因发表煽动种族情绪的言论而被判刑,但在官方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这名女子显然没有引以为鉴,说出了不符合身份的言论。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华族人口占7成以上,马来人以及印度裔则分别约占14%以及10%,其他则为少数族群。

由于新加坡在1960年代因种族之间的纠纷导致多次种族暴乱,政府一直担心种族问题一触即发,因此维持各种族间的和谐一直是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的工作。

独立后的新加坡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各族间的相处也相当融洽,虽然人们私下会对各族为保持和谐所必需作出的容忍稍有埋怨,但多数人还是会有意识地对“政治不正确”的种族性言论避而远之。

新加坡政府也经常提醒年轻一代国民在种族课题上谨言慎行以避免挑起种族间紧张关系,不过一些年轻人则将这番呼吁视为是陈腔滥调。这部分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出世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建国前后的动荡,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成长的青少年有时候在网上口没遮拦,成了在维持和谐工作上让政府头疼的一族。

新加坡 好政策促族群关系和谐

本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李  宁

2013年09月23日03:29    来源: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报道,新加坡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最近对4000多名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进行的一份联合调查显示,96%的受访者可接受本地华人为同事,93%的人能接受本地马来人、印度人或欧亚裔为同事。关于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交圈,六成非华裔能接受跟本地华人通婚,91.5%的受访者表示对跟本地华人成为好朋友感到自在,84.7%愿跟本地马来人成为密友。在接受不同宗教信仰方面,民众的自在度都在90%以上,例如对佛教徒是96.9%、伊斯兰教徒94%。

新加坡族群和谐度高与政府大力增进各族群间相互了解密切相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各族群和谐相处。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遗产,也是维护民族特性的主要标志,族群平等首先体现在语言政策上。本报记者日前赴新加坡采访时对当地地铁标识使用中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语这4种语言印象深刻,看似复杂的标识体现出对各个族群的尊重,即使是只懂本民族语言的新加坡人也不会因为看不懂标识而烦恼。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政府在建设组屋(经济适用房)时打破了各族群集中居住的模式,为形成多族群和谐相处奠定基础。根据规定,迁居到组屋区的居民必须采取抽签制,以确保每一座组屋都有比例均衡的各族居民,每个组屋邻里和各座组屋的各族群居民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以鼓励各族居民之间互相交往。

为加强各族群间相互了解,新加坡政府将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接下来的一周则是“种族和谐周”。其间,新加坡各个社区组织和学校举行各种活动,介绍不同种族的传统文化,宣传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学校会设置介绍各种族文化、习俗的摊位供学生参观,食堂会出售各族传统的食品,学校还鼓励师生穿上不同于自己种族的服装,以增进不同族群文化的了解。政府还设立各种专门博物馆保护各族群文化遗迹。各个族群传统节日,如华人的春节、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等都被列为法定假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加坡的民族政策既强调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多样性是指各族群语言文化都能得到充分尊重,统一性指的是对各族群同属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比如,各族群都有保留自己语言的权利,但大家又都可以用英文这个通用语无障碍地沟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洪指出,新加坡在促进族群和谐方面“从娃娃抓起”,各族群的小朋友一起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从小相互之间就没有陌生感。组屋还经常举办社区活动,促进新加坡人了解各个族群的风俗习惯。

新加坡政府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规定,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是新加坡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之一。新加坡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主席再努丁表示,本次调查凸显三大特点:首先是种族和谐不仅仅是种族容忍,它应以互相尊重、了解、信任和建立跨族群友谊为基础;其次,调查所创立的新指标让新加坡有了新坐标来衡量种族、宗教关系;第三,这项调查凸显新加坡在处理民族和谐问题时的优势与不足,让新加坡人有机会更清楚审视自己的态度、政策和计划等,更好地维系族群关系。

(本报新加坡9月22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3年09月23日 22 版)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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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与国族之间:
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梁永佳 阿嘎佐诗
新加坡人从小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 Pledge),在集会时,他们要把右拳放在左胸口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这信约是新加坡一代文胆、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在新加坡建国不久起草的,内容旨在时时提醒新加坡公民要有共同的追求。但信约的内容也无疑承认了,新加坡存在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换句话说,这个东南亚岛国存在两种身份:以语言、宗教、文化等特征为标志的种族(race)和以现代公民为标志的国族(nation)。
本文要探讨的,正是新加坡的“种族”与“国族”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新加坡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处理种族及连带的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具体制度的逻辑及其后果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是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处理种族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其独特的立国困境。这一方针并非刻板、抽象的原则,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断修正更新,动态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体现了一种工具性。但是,政府在建设国家认同的努力中,始终难以消化“种族”和“国族”的张力,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的研究十分丰富(Benjamin 1997[1976]; Chiew 1997[1985]; Chua 1995, 2003a; Goh 2011; Hill and Lian 1995; Lai 1995),也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Chua 2003b)和台湾地区(洪鎌德 郭俊麟1997)的比较,但还较少专门从“国族”与“种族”之间的张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缺乏与中国大陆的比较。我们试图做一尝试。
本文着重分析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的含义和逻辑。新加坡是一个宪政国家,法律的执行力度和对腐败的控制举世闻名。因此,与很多制度运行低效的国家相比,对新加坡政策本身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应实际情况。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大致指新加坡各种族在法律、政治、社会、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平等原则与和谐理念。此处,“种族”(race)一词在该国普遍使用,有时也与“族群”(ethnicity)混用,基本同于后者,并没有欧美场景中的“种族”所具有的贬义。“多元种族主义”也类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Goh 2011)。因此,本文在多数场合下沿用“种族”一词而不是“民族”、“族群”或“文化”。
偶然独立和种族矛盾导致国族建设困难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这是“多元种族主义”的一个前提。历史上,新加坡虽然时常因贸易而导致人口聚集,但一直不是一个定居地(Miksic and Low 2004)。1819年成为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代表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来到此地,利用马来半岛的政治矛盾,从廖内柔佛(Riau-Johor)苏丹手中购得这个被称为“淡马锡”的小岛(阿嘎佐诗 2007:28-30)。购买手段虽受到争议,但马来人却因此丧失了对该岛的所有权。新加坡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人口由1819年的150多人(120名马来人,30几名华人)增长到1871年的97,000人,华人也成为主体(56%),并在1921年达到75%。从此以后,新加坡的四个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人,人口比例基本稳定在75:13:9:2。这些人都是移民,在英帝国开埠之前也没有一个政体,甚至没有固定人口,其殖民化并非武力征服,而是商业开埠。因此,虽然新加坡地处“马来世界”(Nusantara),虽然华人占据四分之三强,但马、华两族都称不上对新加坡拥有特权,更不用说其他种族了。
新加坡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颇为偶然。1957年,英国政府兑现二战期间的承诺,让马来亚(Malaya)独立。而与马来亚经济一体、政治密切的新加坡则保留在英帝国内,并于1959年获得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自治权。李光耀(Lee Kuan Yew)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并执政至今。为了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华人民族主义势力,李光耀力主新加坡加入马来亚。马来亚首相东固·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也担心左翼势力坐大,同意将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北文莱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大英帝国,将新加坡的“SI”两个字母放入新的国名,成为马来西亚(Malaysia)的一部分。但是好景不长,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分歧很大。马来西亚处处突出马来人的土著特权,并以马来语为国语和通行语言,华商又因与苏加诺独裁政府过于密切而遭到排挤。新加坡华人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与此同时,新、马两地的种族冲突在合并后持续恶化,东固首相逐渐感到无力驾驭局势,终于要求新加坡退出联邦。1965年8月9日,在与东固会面之后,李光耀悲伤地宣布新加坡独立,并一度哽咽失声,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立场面。
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困难。新加坡缺乏“想像共同体”的基本素材。首先,新加坡一直属于大英帝国,并一度属于马来西亚联邦,本土民族主义从来不是选项。其次,新加坡的三个主体民族来自三个强大文明,且都已经获得独立,民族主义强烈。很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刚刚迁来不久,或者只是移民二代。他们各自忠于自己的“母国”,到此地只是谋生或躲避战乱,对新加坡缺乏认同,时刻准备回“家”。要说新加坡有民族主义,那只有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既没有一部殖民之前的“史前史”可供追溯,也没有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血泪史”可供夸耀。新加坡的独立是被迫的、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没有人为独立流过血,因此也没有光荣可言,连英雄纪念碑或无名烈士墓都无从建造。最后,独立后的经济前景也十分黯淡。新加坡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的转口,英军在此时撤出更使当地失去了至少五万个工作机会。新加坡不仅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可供开发,连淡水都无法自给自足。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国家认同上几乎处于“赤贫”状态。
更为头疼的是种族之间的冲突。英国殖民者分类管理的做法,使新加坡形成了各种族聚居区,如华人的牛车水、马来人的芽龙、印度人的小印度等。日本占领的历史和新加坡随后的合并、独立,导致种族冲突加剧。1950年12月,新加坡法院裁定13岁的女孩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抚养权归属其荷兰天主教亲生父母。玛丽亚二战期间被其生母交给一个穆斯林家庭养育,她只懂马来语并且一直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当她在圣母像前祈祷的形象公布之后,穆斯林社区发生骚乱,马来人和少量华人走上街头袭击欧亚混血人,酿成18人死171人伤的严重种族骚乱。另一场骚乱同样与日据时代有关。日本军队在占领期间(1942-1945)将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区别对待,要求前两者成为顺民,促使大量马来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但华人则受到严厉镇压,数万人被怀疑支持中国本土的反日斗争而惨遭日军杀戮(Blackburn 2005: 92)。日本战败后,共产主义等左翼政治理念在华人当中传播很快,更加剧了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并随着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激化。1964年7月,在穆圣诞辰庆典的游行过程中,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发生冲突,导致23人死亡,454人受伤。有人认为这是新、马分家的导火索(Lee 2011: 262)。总之,如何发展经济、防范种族冲突、建构国家认同,成为新加坡成立之初的当务之急(Chua & Kuo 1991)。
多元种族主义是一种国家治理术
为处理棘手的种族问题,新加坡建国之初就将“多元种族主义”确定为宪法原则。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民族权利总统理事会(PCMR)”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45年以来,“种族和谐”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舆论中无孔不入,总理和政府官员、议员在国会辩论、施政演讲、国庆集会、社区视察等几乎所有场合,都不忘连篇累牍地强调“种族和谐”,强调和谐来之不易,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强调种族和谐的国家之一。实际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何新加坡如此不遗余力地突出它的“多元种族”特性,并在公共政策中如此彻底地贯彻多元种族主义原则呢?答案就在于,多元种族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家治理术。用蔡明发的话说,多元种族主义被塑造成一种“公共的善”(Chua 2003a)。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定义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殖民时代的人群分类,并非仅仅四个种族,有时人口统计竟然可以多达200多个。新加坡正式认可的四个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族)是一个斯科特(1998)所说的“国家的视角”,其目的在于避繁就简,其代价是也正是斯科特所说的“地方知识”(Metis)的流失。
由于冷战环境,使得新加坡必须避免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制造“第三个中国”(当时很多国家仍然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使用“华人”(Chinese)是为了强调与“中国人”或“汉族”的差异。在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多数来自闽粤两地,但他们基本是按方言聚集的,主要为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三种方言,此外还有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方言社区。其结社方式既有家族又有地域,甚至有同姓结社,形成新加坡著名的“宗乡文化”(Liu & Wong 2004)。华人的宗教活动也千差万别,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组织,也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此外,早期华人移民也在长期的本地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即近年蜚声海内外的“巴巴娘惹”)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多受马来文化影响,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李光耀就来自土生华人家庭。因此,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
华族是通过语言建构的。新加坡独立后,实行“双语制度”,即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同时,要求各种族必须学习自己的“母语”。华人由于方言众多,政府就规定“普通话”为华人母语,要求华人子弟学习,并禁止媒体使用方言。这导致不少“地方知识”的流失。首先,很多从小说方言的华人不得不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普通话,但收效并不理想。虽然政府曾开展过“说普通话”运动,教育部也多次降低华语门槛,甚至取消高等学校入学中的母语考试,但由于英语在谋生方面的优势,使得很多新加坡华人长期轻视普通话学习,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一直算不上很多,只是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才有所改善。其次,由于方言的边缘化,导致大量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失去就业机会,很多家庭在祖孙之间无法沟通。笔者经常能在新加坡的公共熟食中心,看到老年华人守在无声或声音很小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台湾的方言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往往长达数百集,深受华人欢迎。但由于必须用普通话配音之后才能播出,以至于这些老人无法听懂,只能看华文字幕!总之,华人之间的公约数被指定为“普通话”和华文,“华族”因此也是用语言创造出来的种族。
“马来人”(Malays)内部也有区别,可以分为爪哇人、巴达人(Batak)、博亚人(Boyanese)、武吉士人(Bugis)、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和马来半岛人,但其公约数并非通用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Bahasa),而是被定义为“伊斯兰教”(新加坡华语沿用“回教”)。也就是说,一个不说马来语的穆斯林华人、南亚人或阿拉伯人,都成为马来人。为了平息马来人的挫折感和回应来自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压力,新加坡规定马来人享有宪法赋予的土著身份,马来语也被定为“国语”,国歌也用马来语写成。但是,根据双语政策,非马来族公民无需学习马来语,以至于很多国民并不太清楚国歌的内容是什么。可见,马来族是通过“宗教”想像的。
新加坡的“印度人”(Indians)更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南亚次大陆的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虽然人口很少,但却无法用“语言”或“宗教”统一。虽然多数印度裔人来自印度南部或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地区,并且信奉印度教,但印度种族中,也有锡克教、耆那教、赛巴巴教、佛教等教徒,说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作为大英帝国的扩张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各个民族长期向亚洲、非洲,甚至太平洋群岛迁徙,并在客居地以殖民者的面孔出现,与英国殖民政府紧密合作,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印度人”认同(Metcalf 2007)。新加坡政府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认同。政府建立了印度教(新加坡华语称“兴都教”)和锡克教等宗教基金会,又允许他们以各自语言为母语。印度人虽少,但他们却成为重要的“第三方”,避免了华人和马来人矛盾过于明显,也为多元种族主义的“多”字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其他人”(Others)是指不能归为上述三种的种族,其主体为欧亚人(Eurasian)。他们的数量很少,多半是英、葡、荷、西、法等欧洲人与亚洲人的混血后裔,此外还有少数独立后入籍的犹太人、日本人等。这些人的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2万5千(2010年),占总人口的3.3%,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常与印度人放在一起。
总之,新加坡使的“种族”并非体质差异(种族一词的本意),而是语言(华人)、宗教(马来人)、地理(印度人),或者“三者皆非”(其他人)的区别。“多元种族主义”的工具性十分明显。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对华人和马来人尤其如此。对于华人,政府致力于消除其内部亚族群组织和泛华人组织,边缘化其语言,力图将华人分解为一个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华人自开埠以来,以迁出地或姓氏为单位,自行组织了各种祠堂、宗乡会、商会,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华文教育体系,课本也直接从台湾或者香港运来。辛亥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在华人中间有巨大影响,秘密会社的活动在不同职业中十分活跃,中国国家认同较强。上至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很多华人终其一生只说华语。全岛最大的华人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更于1955年创建了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聘请林语堂为首任校长。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认为如果强化国家认同,就必须拆解华人组织。政府于是以国家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逐渐取代这些组织的功能,并以“华人沙文主义”为名关闭大量华文报纸,还以普及英文教学的方式排挤华文学校。最终,政府以中文文凭不具备竞争力为由,关闭了南洋大学,使很多华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这些举措,使华人不再具有完整的自我更新体系,不得不通过“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府。
政府对马来人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将其组织起来,以共同体身份与国家产生关系。在法律上,全体马来人属于一套特别的法律体系管辖,即《施行回教法法令》(AMLA)。根据这一法律,马来人的最高权力归“回教事务部长”(Minister for Muslim Affairs),下设“新加坡回教理事会”(th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of Singapore,马来语称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oura),其中包括“回教法庭”(Shariah Court)的“回教宗教司”(Mufti),负责与伊斯兰法律有关的事务。这一机构管理包括清真寺和伊斯兰婚姻在内的宗教和家庭事务。作为具有土著地位的马来族,马来语教学对全体国民免费,但马来人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弱势(Lai 1995)。政府拨款通过马来议员建立机构,提高马来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曾一度负责解决吸毒问题。(后来由于新加坡动用重刑禁毒,使毒品在新加坡基本绝迹。)
作为传统聚居区的马来社区,则受到有意的拆解。此处,将“community”理解成有地域含义的“社区”还是无地域含义的“共同体”十分重要。实际上,拆解马来社区是创造马来共同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处涉及新加坡闻名遐迩的“政府组屋”计划。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就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负责拆除村落和贫民窟,大规模建造廉价公寓楼(新加坡称“政府组屋”),并以99年为限出售给家庭。这一计划获得极大成功,既避免了政府承受巨大财政负担,也让民众有了自己的家。今天,高达85%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中,新加坡也因此成了少数几个成功解决住房问题、消灭贫民窟的城市,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但政府开发组屋,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散传统的种族聚居模式。从1989年3月起,政府更为严格地实施打散方针,规定组屋必须按固定的种族比例出售。其中,华族在每个社区比例不得超过84%,每一栋组屋公寓楼内不得超过87%;马来族分别为22%和25%;印度族和其他族一起,不得超过10%和13%。
政府组屋计划旨在拆解传统社区,让各族比邻而居,增加了解,打破社区封闭性。但这一举措主要受到影响的是马来人。穆斯林习惯上在清真寺周围聚居,并在局部成为多数。实行组屋计划后,马来人和印度人在任何地方都成为永久少数,而华人则在任何地方也成为永久多数。这一计划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组屋转手的时候,经常因种族配额已满而无法卖出好价钱。而且,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经常无法在组屋附近找到可以分享宗教和传统知识的同族家庭。
政府对于马来人的另一个特殊措施则与马来人在区域内的微妙地位有关。新加坡马来人基本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议员、社区领袖经常评论在新马来人的境遇,而新加坡马来议员常常反唇相讥。2001年,新加坡总理评论在新马来人学校成绩优于马国马来人,导致马来西亚传召新加坡驻马大使。在新马来人由于同马国和印尼的穆斯林有着“兄弟情谊”,很多人有着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以至于政府对他们在国家安全上心存戒心。新加坡从1968年开始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度,中学毕业的男子一律服役两年,但马来人直到70年代才允许服兵役。政府的理由是,一旦与邻国开战,马来族军人将处于两难境地:是向新加坡国民开枪,还是将枪口指向邻国的穆斯林兄弟。可以说,通过独立法律体系和专门阁员的方式,马来人和新加坡国家之间植入了一个中介。这与处理国家与华人关系的做法相反。
虽然存在专门针对某一种族的政策,但总的来说,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新加坡特别重视保护少数种族,以体现各族平等的政策。例如,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必须平衡种族身份,其份额甚至具体到分支部门。所以,在新加坡工作,你会发现同事中3族俱全,尤其那些稳定的工作位置更是如此。公共服务设施也必须有4种文字标识(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国家媒体必须有4种语言频道,公共熟食中心必须有3种食品供应,清真和非清真摊位相邻但又严格区分餐具,公共卫生设施必须有能满足3个种族习惯的装置。此外,政府还会动用《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持宗教和谐法》,起诉那些公开发表破坏种族和谐言论的人,包括外国人,甚至在国外发表危害新加坡种族和谐言论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遭到起诉。在政治权利上,新加坡于1988年引入“集选区”(GRC)制度。在集选区参选的政党,要推出4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其身份必须经过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认可。得票最多的组合“通吃”整个选区4个议席,共同进入议会。这个制度,保证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简化原则,方便国家治理。种族的分类原则各不相同,对待种族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多数政策和原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制定的,并不一定惠及或伤及所有种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视,且不遗余力地将多元种族主义贯彻到方方面面,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种族成为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见到且需要处理的因素。
国族与种族的张力
无处不在的“多元种族主义”,将国民的种族身份固化了。长期以来,一个新加坡人必须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一个种族,一般根据生父的种族确定。一个人要学习本族语言和英语,熟悉本族的风俗习惯。这使种族身份不强的家庭也可能产生种族意识强烈的后代,或者让种族意识不强的人持续处在焦虑之中。例如,一个华人基督教徒要熟悉被其宗教排斥的华人民间宗教节日。一个从小只说英语的华人,可能因为不懂“母语”而遭到奚落。一个沾过酒的马来人,更要面对马来共同体的巨大压力。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曾在给笔者之一的课程作业里写道:“我有一个印度名字,因为我父亲是印度族,但我却长着一副华人的面孔,像我母亲。在机场打计程车的时候,督导员经常以为我们是两拨人,把我和母亲指向一辆车,再把我父亲指向另一辆车。我跟母亲说海南话,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说英语,我的泰米尔语一直不好。”强制单族归属的政策,导致种族互动困难,个体难以摆脱种族标签所施加的压力。种族之间只能共处,无法融合,彼此了解仅流于表面。多元种族主义突出“集体间平等”的原则,而不是个体间平等。所以,上面几个例子中,本属个体权利的语言权利、宗教权利、饮食权利,都不得不让位于集体权利。蔡明发称之为“社群主义意识形态”(Chua 1995)。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族认同。早在1976年,本杰明就用韦伯的“理想型”模式,分析了多元种族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准确地预测到,过分强调种族将使身份固化,融合困难:“紧紧抓住多元种族的社会模式不放,等于关闭了其他非种族的社会模式……有些人或许多多少少已经厌倦了专门为多元种族主义生产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他们终究会在脑海中冒出些奇思怪想,构想出某些与多元种族主义相反的非种族模式。问题在于,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否灵活到足以允许人们做出这样的改变”(Benjamin 1997[1976]: 80)。 身份固化导致“种族”与“国族”之间持续存在紧张关系,使国族认同的资源捉襟见肘。因为语言、宗教、服饰、饮食、艺术、家庭模式等领域都已经贴上了种族标签,可供“新加坡特性”(Singaporeness)占领的空间变得非常少。政府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四十年来推行了众多促进国族认同的政策。除了世界各国司空见惯的国族认同手段,如国家象征、纳税、服兵役、普及教育等,新加坡还尝试了不少独特的国族建构政策,有的行之有效,有的半途而废。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将英语设为通用语言,又将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设为官方语言。逐渐形成了用英语交流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以英语作生活语言。政府将殖民者的语言普及化,是因为英语的“中性”,可以避免华语或者马来语造成的、其他种族或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英语也使得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经济快速起飞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所谓英语的“中性”,只是在种族意义上说的。能讲好英语的人,多出自中产阶级或精英阶级。由于英语在华人中的普及,原本英语程度较好且与殖民政府合作紧密的印度人,逐渐失去了在政府部门中的优势地位,英语也成为日常使用的语言。但是,多数人的英语语法简单,有自己的口音,很像洋泾浜,新加坡称之为Singlish。即使英语已经成为多数人的母语,Singlish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随处听到。政府多次开展“说好英语”运动,但收效欠佳。吊诡的是,政府反对的Singlish,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新加坡特色之一。很多普通新加坡人都喜爱Singlish,认同其地方性。精英中也不乏以Singlish为豪的人。
像“说好英语”运动这样的计划,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贤人制度(Meritocracy)。政府以“现代主义”为旗帜,特别强调国民之间的公平竞争、任人唯贤。“现代主义”在建国之初体现为“生存”的话语,政府要求民众为生存而努力奋斗。随着经济奇迹般的发展,新加坡迅速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代主义又从“生存”转换成了“繁荣”的话语。纯粹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竞争,成为每个国民根深蒂固的游戏规则,经济部门也成为国家超越种族的重要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并没有将“双语制度”视为过渡计划,而是作为基本国策,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长期推行。政府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称为“第一语言”),再规定学生以父亲所属种族的语言为“母语”(称为“第二语言”),专门开设母语语言课。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再一律使用英语。但是,掌握双语毕竟需要很多训练,所以这种教育的收效并不是十分理想。根据政府的一项调查,可以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新加坡学生在1978年还不到40%。教育部于是多次修改教学方式,但坚持双语教学的方针从没有改变过(Gopinathan et. al. 1998)。实行双语教育、尤其强调母语教育的原因,与多元种族主义下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直接相关。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执政党对“西方化”产生焦虑,认为“西方文化”自私自利,过度依赖政府福利,充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必须用亚洲文化加以克服。而语言被认为是承载亚洲文化的主要媒介。
从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推行儒家伦理,希望从中建构一种国家认同。政府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儒家的集体主义伦理——勤俭持家、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孝敬父母等。政府指派副总理吴庆瑞组建东亚哲学研究所,斥巨资聘请华裔美国学者,开展儒家“现代化”的研究。教育部在中学推行“宗教知识”课程,要求学生从包括“儒教”在内的五门课程中选修一门,潜台词是由于华人多奉行儒家伦理,所以选修“儒教”课程的学生必然最多。此外,媒体也加大宣传,全面报道和转播儒学讲座。但整个儒学复兴计划以失败告终。华族以外的其他种族难以认同儒家导致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逻辑,也怀疑推行儒家的背后,可能意味着有意将华人主流化。因此,其他种族的学生几乎都不选修“儒教”课程。就连华族也并不买账,他们多数原本就对儒学知之甚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奉行儒家伦理”的新加坡,要从美国请“真正懂得”儒学的专家来帮助新加坡人学习。1989年的数据显示,中学三年级学生有44.4%选修佛教作为“宗教知识”课程,其中多数为华族;而选修儒教的只有区区17.8%,且全部为华族(Kuo 1996: 37)。90年代初,政府放弃了儒家复兴计划,淡化宗教知识课程,将“东亚哲学研究所”改造成研究中国政策的智库,媒体的报道也销声匿迹。
为了寻找新的国家认同资源,政府于1991年推出了《共享价值白皮书》,并获得国会通过。《白皮书》为国人确立了五大共享价值观:(1)国家高于共同体、社会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共同体支持并尊重个人;(4)以协商取代冲突;(5) 种族与宗教和谐(White Paper 1991: 3)。这些内容,延续了李光耀在1979年提出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概念被宣传为并非某一具体亚洲民族的价值,而是亚洲各民族的共享价值。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回避“儒家伦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将亚洲价值与所谓西方价值对立起来,突出“西方文化”的缺点和“亚洲文化”的优点。“亚洲”也逐渐成为新加坡的关键词,很多博物馆、文化娱乐设施、公司企业、研究机构等都以“亚洲”为名。这个面积只有710平方公里的小国,却将国家认同建立在世界最大的地理概念上。
推行“亚洲价值”也面临困境。后工业时代的新加坡社会,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精神已经遍地开花。新加坡人平均婚龄越来越晚,生育率连创新低(Jones 2012)。这恰恰说明了,所谓“家庭观念强”并非现实。在2011年的国庆集会中,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批评有的年轻人竟然将父母送到养老院就完事大吉,甚至改变他们的住址和电话让养老院找不到他们。这种事情显然与“亚洲价值”格格不入,但在国庆集会中对全国讲出来,说明这已经成为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儒家伦理到亚洲价值,都使得马来人无法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话语(Chong 2002),而亚洲不少政府倡导儒家伦理或者“亚洲价值”,实际是为了维护集权统治(Dirlik 1995),目的在于否定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Englehart 2000)。实际上,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的主要困境,并非违反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西方至高无上的原则,而在于其本身的工具性无法深入人心(Kuo 1996: 297)。这些价值建构的目的性太明显,不可避免地将“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解释成某种有“内核”的东西,并论证这个内核穿越时空保留至今,潜移默化地指导人的行为,并且碰巧构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价值,成为亚洲各地祖先留给当代新加坡人的“礼物”。这是一种地道的机械建构、人为包装,一种自我东方化。既不忠于历史,也难以解释现实。
虽然政府的国族建构计划在八、九十年代效果不佳,但是多次大型调查都发现,如今新加坡大多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其次才是“种族”,在年轻人中尤为如此(Chua 2003b)。其中原因很多。例如,新加坡成年男性已经基本全部服过兵役,对国家的认同感普遍增强。全民义务兵役制度更让各种族士兵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过兵役的人,大都学会了用福建话说脏话,形成一种微妙的会党感觉,只是这种感觉体现为对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认同。以国防认同国家的理念,在年度国庆中更加明显。每年国庆庆典中,阅兵都成为重头戏(拉加 2007)。新加坡还以退役人员为主体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民防体系。1997年,新加坡通过《民防防空所法令》,规定住房开发商必须修建防空设施,以防备外敌入侵,有的政府租屋还将“一旦外敌入侵,请躲入此防空所等待救援”之类的文字,醒目地标注在防空所门上,时时提醒人们应该具有一种国家忧患意识。新加坡并非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拥有独立国防体系的国家。新加坡的国防,并非致力于打赢大规模战争,而是要做一只“浑身是刺的虾”。这种国防立国的手段很适合新加坡:既能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又不会像大国那样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
国家认同感提高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经济长期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今天,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五位,政府高效负责,其清廉程度连年名列世界三甲。政党在大选承诺中,可以具体到“将某组屋电梯翻修”这样的细致程度。总理和内阁阁员也常出面为选区选民解决公共福利设施之类的“小”事。新加坡成了一个富足、整洁、舒适、安全的国家。民众的自豪感大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劳力。2011年,新加坡518万常住人口中有193万是外国人。新加坡对外来劳力以月薪3000新元(约合15000元人民币)为界区分“雇佣签证”(EP)和“工作准证”(WP)两种签证。前者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待遇较好,政府也鼓励他们申请永久居民或者入籍。后者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东亚各国的女佣、建筑工人或小生意帮工,政府不鼓励他们入籍,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女性一旦怀孕立即遣送回国。尽管政府反复强调吸引外国人到新加坡工作是保持新加坡竞争力绝对需要的,但很多民众认为外国劳力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得票率创出新低,并破天荒地失去了一个集选区,据信这是国民对政府鼓励外国人就业的政策有关。在外国人与新加坡人的矛盾中,新加坡人的优越感增强,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全球化和国族认同的上升使人追问,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是否还需要延续下去。在1980年代,李光耀在一次论述新加坡种族融合问题时说,种族之间愿意通婚的人不会很多,所以,“如果你一个世纪之后回到新加坡,人们的样子可能变化不大”。但种族融合的速度比李光耀预想得快。1997年,新加坡的族际通婚已经达到全部婚姻的8.9%,到了2007年,已经有16.4%的婚姻为族际通婚。2001年,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一次讲话中说“我想重申,我们的国家目标仍然是不同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如今,“混合种族”将成为新加坡身份的新挑战(Rocha 2011)。内政部于2010年1月宣布,允许族际通婚的后代将父母双方种族联合使用,中间用横线隔开。这就是说,新加坡将出现“华-欧亚族”、“马来-印度族”等“混合种族”。虽然组合元素仍然是原有的种族标签,但显然在种族的“去本质化”方面,新加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余论:与中国的比较意义
因为历史、地理、制度差异很大,尤其是规模悬殊,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与中国基本没有比较意义。其实不然。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很重视借鉴新加坡经验,但还较少参考新加坡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新加坡的比较意义是明显的。首先,除中国以外,新加坡是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也就是说,从民族成分来讲最接近中国。其次,新加坡的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成功,比很多大国要成功得多。虽然各方诟病不断,但各个种族权益基本得到了保障是不争的事实。从1969年以来,该国再也没有发生过民族冲突。第三,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与常被中国学者关注的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其原则建立在集体间平等高于个体间平等的原则上。这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一制度也基本可以理解为来自这样的原则(汪晖 2008)。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国家小、“好管”,所以才有经济腾飞,才有安居乐业。实际绝非如此。新加坡有很多看似不可克服的挑战,其地理优势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完全可能走很多弯路,而且也经不起“折腾”。能成为今天这样,与政府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
2011年7月,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大陆学生,因网络上载的自制短片里,有嘲笑新加坡马来族女性“只会生孩子”等言论,遭到所属私立学院开除,并被反对党成员以“散布种族主义言论”为由报警。这个学生怕吃官司,马上发表道歉声明并立即回国。此事在新加坡曾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北美的多家英、中文媒体也做了报道。但在大陆,除了一家著名论坛做过转载外,其他重要媒体均未理会。无独有偶,几年前,一名大陆留学生参选剑桥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因发表“帮助同性恋变得正常”的言论,导致舆论一片哗然,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竞选。此事同样没有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
两件事涉及留学生的弱势处境、所在国政治环境等因素,但他们的言论,也同样反映了大陆教育中长期缺乏民族团结、平等、反歧视内容的事实。正是这种缺乏,导致留学异国的学生水土不服,到洋人那里“出洋相”。境内媒体和网络对此类事件的淡漠也至少说明了,歧视少数民族和少数群体的言论在大陆“算不上什么事儿”。如果说留学生的“洋相”不一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影响的话,那么这种教育上的先天不足,也可能导致中国民族间互动出现问题。在国内,类似上述例子中的言论也很少受到追究。国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有意无意流露出的民族不平等意识相当普遍,针对一个民族整体而不是针对个体的批评言论屡见不鲜。例如,说“五胡乱华”破坏了汉人的纯洁性,却不知很多所谓的“胡”,明明就是某些少数民族的前身。很多人仍然相信,有些民族在不久之前还处于汉族五千年前的水平,而且比汉族“能歌善舞”、“浪漫开放”、“神秘原始”。很多汉人或许不明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少数民族,为何不知道“感恩戴德”?很多少数民族成员大概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母语既叫“普通话”,又叫“汉语”?自己为什么也要算“炎黄子孙”?
新加坡并非不重视西方国家那些“民主、自由、人权”等至高无上的原则,但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却非常务实,在敏感问题上毫不马虎,力图防患于未然。新加坡并没有像欧美多数国家那样,通过不同族群之间的充分互动、讨论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来获得一种民族间和睦相处的理性。新加坡高度控制这种互动,严厉禁止对抗,不利于种族和谐的言论很容易遭到追究。这一点,与中国公共舆论中缺乏“多民族”敏感性的事实相反:新加坡在媒体、教育、社会政策上的种族敏感程度非常高,这使得国民在自己的言行中,很注意其他种族的感受。中国的多民族事实,多反映在政治制度上,较少反映在社会制度中,很少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多民族这一事实的能见度较低。普通国民甚至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多民族”的事实不太敏感。马戎(2010)列举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很多方面的“二元区隔”,由于少数民族在教育、政府工作、媒体等方面由于是被专门对待的,所以也就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新加坡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该国有着完善的落实法律条文的制度,如组屋制度、就业制度等,更有专门的总统理事会审查各项法律和规范是否体现了种族平等原则。例如,新加坡的双语制度同样强调母语的水平,这就防范了假报种族的问题。中国在落实有关民族法律规定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例如,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援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做的判决(张海洋:2006)。
最值得借鉴的,是新加坡从固化的种族身份走向了灵活的种族身份,允许族际通婚的后代将父母双方的种族联合使用。实际上,4个种族之一的欧亚人就是一个混合种族。新加坡的这种做法,正是梁永佳(2011)针对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去本质化”的含义之一。中国社会至今仍普遍认为,一个民族必有起源,有一部从远古走来不断进化的历史,有自己的地域、经济生活、宗教、艺术、文化、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甚至有独特的科学知识和独特的体质、心理素质、个性和行为方式。这些特征是民族成员共享的,与其他民族不同。如果没有,就不惜大量公共资源把这些东西建构出来、发明出来。“民族”概念引入中国一百多年以来,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政治变革,社会思想也发生过剧烈变化,但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几乎没有受到挑战。这种民族观,将民族身份固化、浪漫化、东方化,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融合,难以接受新民族的产生,更难以理解“混杂性”(Hybridity)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和魅力。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政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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